西学东渐时期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刍议.docVIP

西学东渐时期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刍议 　　摘要：西方政治学在“西学东渐”时期的传播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政治学建立的一个萌芽，这一过程也是晚清民国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的一部分。对于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学科史的范畴，但是现有研究不能很好地分辨出政治学学科史与政治思想史的区别，也未能构建出学科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对于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研究而言，除了需要摒弃“日本中心观”的思维定式之外，还需要重视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强调西方政治学的传入、建立、教学以及运用宣传等方面的整体性研究，同时注意西方政治学、日本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之间的差异，并分析这种差异所带来的现实影响。 　　关键词：西学东渐；政治学；学科史；日本中心观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5-0112-005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政治学经过多种渠道逐渐传入中国，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晚清学人开始逐步探索并试图构建近现代西方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学。这一过程是复杂艰难的，既有西方政治文明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碰撞，也有政治思潮传播与政治主张宣传的交融。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引入，是晚清民国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的一部分，不论是对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史的研究而言，还是对西学在晚清的传播来说，都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于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为学科史的研究范畴，但是晚清政治学学科史并不能等同于晚清学人引介西方政治学的传播史，而是应从学术体系、学科发展的角度去研究晚清时期政治学发展的基本情况。政治学学科史的研究立足于政治学学科之“内”，而非学科之“外”，是从学科变动的角度研究政治学学科，而非仅从知识传播的角度介绍政治学学科。本文主要介绍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西学东渐”时期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的基本情况，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政治学学科史研究应注意的问题和警惕的误区。 　　一、国内学者对于“西学东渐”时期 　　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的现状 　　西方政治学在晚清被引介之初，便有学者对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派别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初步介绍。高田早苗在《政治学研究之方法》一文中提到：“（政治学）学说包甚广，宜分类研究……又有分政治学为国内政治学，及国外政治学二种者。而国内政治学中，又分宪法及行政二科，国外政治学即万国公法是也。”[1]戢翼?对此进一步细分：“政治学者，有研究国家之关系与研究国家与国家之关系之别。研究国家之关系者，称之曰国内政治学，又曰国法学；研究国家与国家之关系者，称之曰国外政治学，又曰国际法。然二者外，又有为两学派之普通者，即国家之性质、国家之起原、国家之意义、国家存在之形态是也。研究此普通之部分，曰普通政治学。”[2]但是，晚清十余年间，对政治学学科本身进行学术探讨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对政治学理论的初步推介依旧是晚清士人的主要任务。 　　民国时期，美国政治学对于中国的影响逐渐代替了日本政治学的地位，政治学界对于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关注同样没有形成专题性的研究成果。譬如成书于1920年10月的《清代学术概论》，在梳理晚清学术史脉络之时，顺带提及了晚清政治学的发展状况，认为在“西学东渐”时期，晚清士人在引入西方政治学的过程中，存在“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的问题。[3] 　　在1952年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彻底撤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怀下，政治学学科在中国大陆才得以恢复重建。因此对于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的相关成果，基本都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主题： 　　（一）以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政治文化为主题 　　虽然关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脱胎于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是近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衍生品，但是由于思想史研究的生态环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优于政治学学科史的研究，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说，目前很多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史研究的成果都属于政治思想史、思想文化史的范畴，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学学科史研究。 　　李欢从政治学、历史学的视角，简要阐释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的特殊路径，提出自戊戌维新以来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和社会化的变化，以及“国家认同”的问题，其中简要提及了政治学在晚清的发展状况。[4]刘永刚、徐永志也简要概述了近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大致框架，总结了学术界研究晚清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即已有研究是以“民族―民主国家”的构建为核心。[5] 　　（二）以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为主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研究成为了近代史研究的重点领域，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史研究自然属于其中。 　　左玉河探讨了传统中国的学术分科在融入西方现代学术分科中的艰难尝试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