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传统农学.doc

儒学与中国传统农学 ? 儒学对于农学发展的阻碍，源于儒家思想对于士人务农的鄙视。这里的务农不仅包括直接参与农业生产，同时也包括与农业有关的学习、研究和著述。最典型的就是孔子鄙樊须的故事。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视务农为小人之事，并非孔子所独有，孟子也有同样的看法。 儒家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鄙视，又源于儒家的社会分工思想。孔子在斥樊迟为小人之后，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矣，焉用稼。认为只要统治者讲究礼、义、信，统治好老百姓，就不用自己直接去从事农业生产。儒家的社会分工思想，最典型的表述见于孟子对于许行的批评。许行号称是神农学说的门徒，主张自食其力，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餮而治。而孟子则认为社会有分工，百工之间可以互通有无，相互为用，同时又主张社会分工不同，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有高低贵贱之分。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农业者，食人之事；务农者，劳力之人。因此，务农之人自然也就是小人。何谓小人?何谓君子?孔子还有自己的一套评判标准，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农之为事，重在地利，理当属于小人之事。因此，自樊须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都不愿轻易地谈论有关农业的问题，更不愿意躬亲农耕，或从事与农业有关的研究和著述，以远小人之嫌。以致于在整个中国古代出现了一种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现象。这就极大地影响了农学的发展，明代马一龙在谈到他著《农说》的宗旨时说：农者不知道，知道者又不屑明农，故天下昧昧不务此业。而一些从事农业研究和著述的人则往往有一种作贼心虚的感觉。 贾思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提到《齐民要术》的写作宗旨时，说鄙意晓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览者无或嗤焉。这虽然可以看作是贾思勰的谦虚之词，但自谦中流露出了自卑的心态。这种因自卑而怕人耻笑的心态，在后世一些农学家身上也得到了反映。如，唐韩鄂在《四时纂要》序中说到，该书虽惭老农老圃，但冀传子传孙。仍希好事英贤，庶几不罪于此。又如，有的农书直接用鄙字来命名，而农书的作者则不敢留下真名实姓，如无名氏的《鄙记》和借托明代刘基所编著的《多能鄙事》。这多少有点自嘲的意味。 农书以外的一些著述中，也流露出同样的情绪。如许多地方志在记载各地农作物时都非常简略，何以如此，以宋嘉泰《吴兴志》为例，访该书在记录了10个水稻品种名称之后，接着说：询之农人，粳名不止此数种，往往其名鄙俚，不足载。当然，这也可能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人类的一种通病，如法国著名的遗传育种学家法布尔(J.H.Fabre)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赞美尸骨累累的战场，却不屑于谈论人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历史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姓名，却不能告诉我们小麦是从那儿来的，这就是人的愚蠢之处。但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对于这种愚蠢是负有责任的。 有趣的是，多能鄙事一词竟出自孔子之口，《论语》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些农学家在自卑的同时，力求心理平衡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后世称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他们不仅借假圣人之口，而且还尽量附庸风雅，倾注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以区别于一般务农的小人。 因此，深知务农为小人之事的贾思勰在作农书时不得不采捃经传，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元代的王祯《农书》亦是如此，明阎闳《新刻东鲁王氏农书》序曰：是书据六经，该群史，旁兼诸子百家，以及殊方异俗咸著，亦用心矣。经传的影响不仅闪烁农书的字里行间，甚至在书名上受其影响。《齐民要术》或许正是受到了经传的影响，齐民即治理人民之意，也就是序中所说的安民，贾思勰总结了历史上统治人民经验，认为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而富而后教的倡导者最早便孔子，此外，孔子还提出了齐民的思想，《论语·》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记·缁衣》亦言：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贾思勰将农书命名为齐民要术或许正是从此而出。 清代包世臣在其所著的一书中，也借用了齐民一词，称为《齐民四术》，他的意义很明确，即治理百姓的四种法术，具体说来就是农、礼、刑、兵四种统治百姓的法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农以养之，礼以教之，不率教则有刑，刑之大则为兵。书中虽然记载了一些农业生产技术，但并不是为农而谈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治平之枢在郡县，而郡县之治首农桑。所以写作农政的目的就在于治平。农只是一种手段，政才是目的。这是做为农学家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寻求心理平衡的一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