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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国内运动式治理的研究述评 　　摘要：对运动式治理的研究发轫于2004年，十年来学界从相关概念的厘定、特征的把握出发，探讨了运动式治理的内外发生机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运动式治理的现实合理性与制度化转向的客观必然性之悖论式并存现状，运动式治理的转变方向及路径则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学界需要高度关注与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运动式治理；研究进展；转向；综述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5-0077-04 　　基金项目：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运动式治理的‘常态化’困境及民众参与机制研究――基于水街镇秸秆禁烧工作的实证研究”（2013YJC840043）的阶段性成果；2013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柔性机制’的引入与构建：郑州都市区建设中城管执法难题的破解及路径思考”（2013-QN-33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林霞（1979-），女，河南平顶山人，中原工学院法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社会问题。 　　运动式治理亦称为运动型治理、运动化治理、运动式执法等，在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有着长久的历史，并且早有研究注意到这种治理方式的问题。但作为一个特定概念，“运动式治理”一词初见于2004年刘效仁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式短文，[1]以此指代淮河治理过程中致力于专项治理、缺乏长效监管的问题。自此以后，“运动式治理”开始进入学界视野，并因其自身痼疾难除的事实与社会现实中对其的大量运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年来伴随着社会公众民主意识及主体意识的萌发，国内学者对运动式治理展开了多视角、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在此，笔者将2004年至2013年的相关学术论文加以梳理，以期厘清十年来国内运动式治理研究的发展状况及研究脉络，把握最新研究进展，并尝试探索其未来的研究发展方向。 　　一、概念的阐发与演进 　　一般而言，对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基本前提。但因为早期相关研究多以新闻报道面目出现，故在初期“运动式治理”这一概念仅用以指代某个具体领域的社会治理方式，并没有学者对其加以严格界定，如概念的最早使用者刘效仁只是直接使用了这个概念形容淮河治理的模式而未加任何解释。直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理论与实践受到学界关注，自此方始展开对此概念的细致分析。 　　冯志峰首次明确地界定了其定义，认为运动式治理是指“由占有一定的政治权力的政治主体如政党、国家、政府或其他统治集团凭借手中掌握政治权力、行政执法职能发动的维护社会稳定和应有的秩序，通过政治动员自上而下地调动本阶级、集团及其他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某些突发性事件或国内重大的久拖不决的社会疑难问题进行专项治理的一种暴风骤雨式的有组织、有目的、规模较大的群众参与的重点治理过程，它是运动式治理主体为实现特定目标的一种治理工具”，并详细列举了运动式治理所具有十大特征与五大缺陷。[2]冯志峰的界定较为精准地把握了运动式治理的外延，明确了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方式、治理特点等，是最早的较为全面的概念界定，文献引用率也比较高。遗憾的是该界定并未进一步就运动式治理的历史根源及内在发生机制进行探讨。唐皇凤把运动式治理视为“传统社会主义时代中国最常见的一种国家治理方式”，是“以执政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获取的强大政治合法性为基础和依托，通过执政党和国家官僚组织有效的意识形态宣传和超强的组织网络渗透，以发动群众为主要手段，在政治动员中集中与组织社会资源以实现国家的各种治理目的，进而达成国家的各项治理任务”，但转型期中国，社会正步入一个摒弃运动式治理进入常规化治理的阶段。[3]类似地，单鑫也认为改革开放前的政治运动与改革开放后的运动式治理都是“采用动员的方式将国家力量动员起来参与国家治理。”[4] 　　唐皇凤和单鑫的研究探寻了运动式治理的实质与内在发生机制，并指出了运动式治理模式的根源与传承的持续性。但与此同时，有更多学者注意到，即便运动式治理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动员政治并不同于当前的运动式治理。[5]杨志军将运动式治理界定为：由代表先进生产力，掌握、控制或利用国家权力的政治主体反映和综合并为一定政治基体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所采取的一种自上而下式的政治行动，并对政治动员同运动式治理在产生背景、发挥作用和范围上的不同进行了详细的区分[6]。当然，就这个概念而言，并不能很好地区分政治动员和运动式治理；甚至某种程度上，这个概念同样适用于政治动员。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杨志军强调了改革开放后运动式治理政治色彩淡化的特点。[7] 　　在此基础上，叶敏近期对此问题给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他把运动式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