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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丩”族字的研究 　　摘 要：“汉字字族”是汉字在孳乳分化过程中形成的记录同族词而且必须具有共同文字发生源的一组或若干组形成系列的汉字。同一字族的汉字之间是有“血缘关系”的，与母文之间关系的亲疏使其内部形成了不同层次。本文将以“丩”字作为母文，对其同族字进行归类研究。 　　关键词：说文解字 “丩” 字族 右文 　　形声字字族研究这一极具特色的研究领域，一直仅限于国内。可以说，这是属于传统语言文字学科的一项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的研究，而且一直以来都有承继、发展与创新，历代已有许多学者对形声字字族进行过研究。 　　形声字声符表义的研究早在汉代就有涉及，集先秦声训之大成的刘熙的《释名》，据声推求名源，从语音的角度考释词义。何九盈曾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说：“两汉是声训发展的极盛时期”，当时的学者毛亨、董仲舒、班固、扬雄、许慎、郑众等无不通晓声训，由此可以看出汉代学者们对声训的重视。许慎著《说文解字》时就已经注意到形声字声符表义的问题，虽然这不能等同于后世的“右文说”，更不是“字族说”，但与“字族”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字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晋代杨泉和南朝梁陈之际顾野王的进一步发展，可谓汉字字族学的萌芽。宋人王圣美“右文说”的提出，标志着汉字字族研究的新进展，南宋王观国、张世南对之有所发扬。宋元之际，戴侗著《六书故》，大胆地将右文理论与系统的汉字研究相结合，从理论到实践提升了右文理论，把右文理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右文表义研究成了事实上的字族研究。 　　明清时期的学者通过“右文”研究词族，使得“右文说”的演绎和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清以来，古音学空前发展，训诂学理论高度发达，“因声求义”“音近义通”等理论被细化，在此基础上词族的研究风行一时。之后的钱塘、宋保、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焦循、郝懿行、钱绎、陈诗庭、王筠、徐灏等人对字族或词族都有所涉及，且有一定的贡献。清代在“右文说”和字族理论的研究上应该首推黄承吉，与清代其他学者相比较，黄承吉是第一个把右文理论作为专门研究的学者，其说存于《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之中。 　　近代学者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小学答问》《文始》等著作中都有涉及字族和“右文说”的问题，虽然他对此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也不乏一些误解。章太炎所论对我们在确定母文时是有一定启发的，即要充分注意其所记录之词根或源词，辨明假借，若非形体相同，便为同一个母文。与前代或同代人相比，刘师培对字族之理多有阐发。他通过古今文字的比较，发现原用“声符”表义，后加偏旁之规律，但是囿于传统的字学理论，他未能进一步阐明右文理论，并深入研究字族。此后的黄侃和梁启超分别对字族和词族有所认识，在《说文略说·论变异孳乳二大例下》和《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二文中分别有所体现。 　　现代字族的研究交叉于同源词研究和词族研究中，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且有所建树的当首推沈兼士。他在《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中系统地整理并研究右文，使其右文理论走向科学化，是右文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虽然他倡导研究的“字族”其实属于“词族”，并不是我们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字族”，但是他在利用字形、利用右文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他的词族研究中存在着字族研究，值得后来学者借鉴。继沈兼士之后，刘又辛在其撰写的《“右文说”说》一文中对沈兼士在《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中未能解决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使理论更为科学化。他通过对形声字形成过程的分析，寻求“右文”表义的原因，对研究右文的性质很有启发性，从而将“右文说”的研究向科学化推进了一大步。 　　杨树达在《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字义同缘于语源同例证》《字义同缘于语源同续证》等论文中，通过对形声字的分析，证明了声符有义及同声符之字往往意义相通。一种学说的存在和发展，势必会使两种对立的意见共存，如此，才更利于推动一种学说的进步和发展。其中，王力就是批评“右文说”的典型代表。王力提出了“同源字说”以代替“右文说”。陆宗达、王宁在《传统字源学初探》中的阐述虽然是利用文字探究同源词的问题，但其中涉及的同源词和记录同源词的文字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字的孳乳，对我们研究字族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台湾学者黄永武的《形声多兼会意考》一书收集材料颇丰，但由于对“形声多兼会意”现象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因此在理论上没有什么突破。 　　当代学者黄德宽在其撰写的《古文字谱系疏证》中以考古发现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对同源字进行系原，从而探索和解释古文字阶段汉字体系内部的发展沿革关系，构建古文字谱系。蔡永贵所著的《汉字字族研究》系统地梳理出汉字字族从萌芽到发展为今天成熟的字族理论各时期的特征。以《说文解字》形声字为基础甄别、分离母文类属字，梳理归纳出同母文的字族，阐明字族孳乳条例，充分阐释字族理论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