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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的研究专家陈菊先教授 　　当代语文教育研究专家陈菊先教授，1959年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1980年由武汉四中调入华中师范学院文学院，任语文教学法教师。来自语文教学第一线的她，来到大学后，真正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句话，也可以说正是陈菊先作为语文教育专家的学术与教学特色所在。 　　一 　　1982年，陈菊先老师发表了她在大学任教后的第一篇论文《语文教学要着眼于教育的整体性》（《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6期）。1982年是怎样的一个年份呢？一方面，文革结束不过6年，过度强调语文教学之所谓正确思想性的“左”的思想影响仍然不可小觑；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号角已经吹响，因工具理性获得解放，许多人在语文教学上又走向了只重升学应试的极端，将语文切割成一堆考试用得上的知识点。陈菊先老师针对语文教育的这种现状，深为不安。她在文章中鲜明提出语文教育应该造就“真正的人”；语文学科除了工具性和思想性外，更应有社会性、综合性、文学性、时代性；语文教学应该变成“人学”。陈菊先老师是新时期语文教育界中很早认识到语文教育整体性问题的专家之一。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后来被评为中国教育学会语文教学法研究会（1980—1989）优秀学术成果奖论文一等奖。 　　语文教育，应该着眼于人的整体素质的培养，应该是知情意行的统一——这一思想逐渐在陈菊先老师的心中成型。如何为这样一种对语文教育之本质与规律的理解寻求更为坚实的基础，更为丰厚的资源？抱着为当下语文教学改革服务的目标，陈菊先老师将眼光投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语文教学法的诞生与发展过程，成为新时期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先行者。通过对黎锦熙、王森然、阮真、袁哲、蒋伯潜等“五四”后三十年间几代语文教育研究者思想和论著的梳理，陈菊先老师为我们揭开了在当时已被尘封多年的宝藏。如袁哲之《国语读法教学原理》中提到的学生应有之“读解力”的五项具体内容之一“洞察作者心境的能力”——在今天的语文教学中我们何尝真正培养过学生的这种能力？所谓作者的心境早就被规定了，比如杜甫就是忧国忧民，朱自清就是为社会时局所苦闷，何须学生洞察？重温这些前辈的思想和经验无疑对于语文教育工作者来说有着重要的拓展视野和更新思路的价值。因此1984年陈菊先老师发表的《“五四”后三十年语文教学法研究鸟瞰》（《华中师院学报》1984年第6期）又一次在语文教育界引起了热烈反响。正如陈菊先老师自述：“从这时起，我踏上了学术道路上的三股跑道：理论道、历史道、现实道。理论让我有了翅膀，历史让我有了话语的分寸感，现实让我有了效能感。三道作用，我的思维不断扩展深化，呈发射状态，网络化，我的视知觉开始有了穿透性，手中的资料‘活了’。”由是，陈菊先老师对于语文教育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前半世纪语文教学法研究简论》（《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发表后，当代杰出的语文教育家、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全国语文教学法研究会原理事长朱绍禹教授及著名语文教育家，一、二、届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顾黄初教授均给予高度评价，称誉此作“立论都建立在宏富的资料基础之上，而高度的精确的理论概括，又显示出您足够的理论素养（教育学的、哲学的、心理学的）。”（顾黄初语） 　　陈菊先老师的语文教育史研究史论结合，对语文教学法的历史作了具有穿透性的勾勒，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梳理了语文教学法的研究对象、范畴体系和规律体系，由此又反作用于陈菊先老师对当下语文教育现状的深入剖析。这也正是陈菊先老师所说的“理论道、历史道、现实道”之间的相互激发。发表于1988年的《加强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科学性、可行性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是一篇着眼当下语文教学重大课题的有分量的文章。陈菊先老师在文中将当时正在审定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放置于两岸三地语文教育和世界母语教学的大背景下，通过横向比较“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对语文教学所涉及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原则性的意见：“‘送审稿’虽然摆正了文道关系，但是也没有将文道关系中涉及的知识、能力、智力以及思想教育等多层关系揭示出来。事实上，对这些多层关系的进一步揭示，有助于加强教学目的的科学性。”这篇文章获得了当年度的湖北省人民政府优秀论文奖。 　　二 　　在经历了近10年的积淀之后，陈菊先老师的语文教学研究将向着一个新的目标迈进了。这便是为语文教育奠定一个更为现代、更为丰富、更为深厚的学科背景。陈菊先老师是推动上世纪90年代初语文教育研究的学科转向——由语文教学法转向语文教育学的转向——的重要推动者之一。这一转向拓展了并丰富了语文教育的内涵，构建了新的适应于素质教育目标的新的学科体系。1992年发表的《语文教育学理论形态的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