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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我国信托公司的信息披露的方式 　　2011年1月18日泰莱能源发行了“国信信托·山西泰莱能源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随着信托的一步步运行，逐步揭开了国信信托灰色运作的内幕。尽管国投信托表示关于项目的资质、募集资金用途、风控手段、担保措施等相关内容，均在信托文件中向委托人进行了充分披露。但其是否如实充分地向投资者和监管部门披露，因为没有投资者站出来，也无从一览信托合同真面目，社会及媒体无从举证，同时国投信托也不能自证清白。多位信托业人士称，监管部门应站出来，强制要求国投信托公开此份信托合同，以证明该信托计划无暗箱操作和灰色通道。国信信托无法解释的谜团，也使得信托信息披露问题凸显出来。我国《信托法》及《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规定，我国信托公司有信息披露义务，但是法条的规定和实践的实施确存在很大的差距，因而更好的规范信托公司信息披露是有效实施信托监管、保护投资者利益以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所必须。 　　一、我国信托公司存在的信息披露问题 　　信托在我国属于舶来品，相对于其他金融产品来说在我国起步比较晚，所以在很多地方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及保险公司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同样作为金融机构的信托也要遵循既要注意为客户保密又要合理的公开信托信息义务，但信托秉着“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理念因而在的信息披露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可否认相对其他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以及其他国家的信息披露状况，我国的信托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法律方面 　　1.立法层次较低。我国的信托公司信息披露在立法的问题上比较明显：如相关的法规不健全、相关法条之间存在法条冲突、要求不统一、部分领域存在法律真空。信托信息披露制度对于防范信托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有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在《信托法》中规定信托公司有信息披露的义务，但是其具体的披露细则确没有明确，而目前主导的具有较强的实施性与指导作用的仅是法律效力层次不高的部门规章。信托机构目前不是金融的主力，但是不可否认，信托机构在金融领域与资本市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事实上相对于其他的金融机构，信托的这一制度与其发展并不相平衡。尽管低层次的法律文件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但是立法效力层次过低导致其权威性、强制力、约束力以及适用范围等都受到限制，立法目的也难以实现。另外，目前对我国信托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进行规范的法律抽象化、系统性不强，同时相关的法律之间存在法律冲突，这也使得信托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缺乏有效性，很可能导致监管部门对信托信息的监管法律手段单一，缺乏灵活性与操作性。 　　2.信息披露法律责任缺失。虽然我国部分法律及规范性文件对信托公司的信息披露作出了规定，但是认真考察其所有的规定，很少对信托公司信息披露责任问题有涉及。因此，在实践中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法律只明确了信托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而没有责任规定，法院可能作出不受理决定。这样就给很多信托公司可趁之机，忽视、漠视法律对信息披露的对定，这极不利于对信托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实施与完善。目前在我国对于违法进行信息披露，情节严重的行为主要以行政制裁为主，而在民事责任机制存在欠缺。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关于违反信息披露信托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民事责任的规定并不完善，大部分的责任承担是通过行政处罚或者是承担刑事责任，很少涉及民事责任的规定。同时在刑事处罚上规定不足、缺乏刑事处罚机制。就现行刑法，其处罚起点高，威慑作用有限，这些都会造成利益受损者很难得到应有的法律赔偿也不利于对违法行为的遏制。　 　　（二）市场方面 　　1.信托公司消极披露，信息披露质量低。我国通过一法两规来规范信托公司的信息披露，但是信托公司对于信息披露仍存在消极应付。在信息披露的形式上往往片面的重视业绩的披露，披露的内容格式也各具特色，使得信息的获得者从中得到的实际效用十分有限。据悉，部分信托公司只是偏重于公开披露年报，但是对于在年中发生的重大事件（重大经营管理决策、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重大诉讼案件等）突发性事件滞后公布。同时，部分信托公司常常存在对信托信息披露中的敏感问题避重就轻：如对原有负债业务的情理情况，有的信托公司就没有披露相关情况，对于相关的“资产质量”内容，情况较差的公司就有模糊的说明。我国信托公司信息披露的立法表现为在披露的内容上更多的集中于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其核心是财务会计报告，但是我国对于信托公司财务会计的核算标准确没有的统一的标准，使得各家信托公司依各自的标准进行统计报备，使得披露的信息可比性差，质量自然不高。 　　2.监管效率低，利益相关者权益保护机制不健全。由于我国对于信托公司信息披露的法律缺失，监管者缺乏了对信息披露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信托业具有其特殊性，有为客户保密的义务，但同时也需要作出应有的信息披露，如果监管者没有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