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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视域中的公设辩护人制度研究-法律 比较法视域中的公设辩护人制度研究 吴 羽 内容摘要：公设辩护人制度建立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实现公民律师辩护权、兑现国家刑事法律援助义务以及矫正辩护服务的过分商品化。公设辩护人具有公务人员与辩护人的双重身份，从诉讼构造、立法规范及历史沿革上看，公设辩护人的基本属性是辩护人，他们应首先遵循律师职业伦理，而非公务人员的行为规范。实际运作中，公设辩护人组织的隶属关系影响到其独立运作；其受案范围的确定既存在根据贫困与案件性质的双重标准模式，也包括与强制辩护制度相结合的模式；从保障被告人权利角度上看，公设辩护人的纵向代理方式优于横向代理方式。通过借鉴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成功经验，形成社会律师与公设辩护人多元并存的刑事法律援助模式，以维护我国公民律师辩护权。 关键词 ：公设辩护人制度 律师辩护权 新《刑事诉讼法》 作为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模式之一，公设辩护人制度是指以国家设立的公共机构为组织形态，以公设辩护人办公室为运作形式，雇用全职公设辩护人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的制度体系。与指定律师制度、合同制度等私人律师模式 〔1 〕相比，公设辩护人制度最大特征在于采公职律师模式，即国家雇用领薪公设辩护人专职从事辩护服务。〔2 〕现代意义的公设辩护人制度诞生于美国，1914年洛杉矶县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目前该制度成为美国贫困者辩护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英国于1998年率先在苏格兰爱丁堡设立公设辩护律师办公室，而后又在英格兰与威尔士两地试行公设辩护人服务，形成了私人律师与公设辩护人并存的援助模式。加拿大也是较早进行公设辩护人制度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国家。20世纪末开始，立陶宛等大陆法系国家也纷纷建立公设辩护人制度。事实上，我国南京国民政府1928年《刑事诉讼法》即有“公设辩护人”之规定，目前该制度仍施行于台湾地区。可以说，公设辩护人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采用。本文基于比较法的视角，分析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并初步设计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建构方案。 一、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正当性反思 长期以来，人们的法律服务市场化理念根深蒂固。自刑事法律援助国家义务化后，人们认同的是国家购买私人律师的法律服务，至于国家的购买行为是否等价，取决于本国的人权保障理念状况、国家承担法律援助义务认知程度以及律师团体斗争效果等因素。但这并不影响私人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乃有偿行为的本质，这也与市场理念相契合。基于这一法律传统，人们指责公设辩护人损害了法律服务市场化的正常运作。因此，私人律师模式仍旧是很多国家常见的援助模式。如加拿大的一些研究指出公设辩护人制度在成本控制、辩护质量保证等方面优于司法保障模式，〔3 〕但直至今天，司法保障模式仍是加拿大最常见的援助模式。〔4 〕人们对公设辩护人制度的质疑，实质上是担忧法律服务的国家化。显然，公设辩护人制度与法律服务市场化理念相悖，其打破了法律服务由私人律师垄断的传统。吊诡的是，国家设立一个专门任务是对抗自己的机构，意欲何为？笔者以为，公设辩护人制度设立的正当性基础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实现公民律师辩护权 现代刑事诉讼强调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面对控诉机关的不利指控时，被告人享有相当的防御权，即应获得律师辩护权。究其原因，刑事诉讼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检察官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律人，拥有法律赋予的强制性手段，追诉活动亦由公共财政支持，被告人如果缺乏律师的有效辩护，从程序正义或者实体正义的视角上看，他们将不可能获得一场公正的审判。因此，律师辩护权是被告人的“必需品”而非“奢侈品”，它关涉被告人实现其他诉讼权利的能力，是被告人所有诉讼权利中最为重要的权利。事实上，两造只有平等对抗、充分论争，才有利于发现事实真相，所谓“二论相订（争辩），是非乃见”。从另一角度上看，律师辩护权可以抑制不当追诉、限制权力的恣意。因为“刑事辩护制度是一项通过反向视角对侦查、审判加以审视，使国家不陷于无缪性神话，从而实现公正程序的制度”。〔5 〕然而，实践中大部分被追诉者并无资力聘请律师，如果因贫富差距而导致司法差别待遇则是对公平审判的莫大嘲讽。正义不应由财富来决定，如果贫困者没有律师的帮助，司法将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划分一条界线，一边是富人，将获得公正的审判；另一边是穷人，被拒绝给予公正的审判，这将导致人们产生司法公正仅给予富人的观念。毋庸讳言，长期以来，富人才享有律师的帮助，贫困者与律师帮助或有效帮助并无太多关联，个人财富状况与司法境遇成正比。布莱克大法官曾指出：“以财富拥有状况决定审判结果，是不平等的司法。” 〔6 〕当下，“平等原则”既包含经济权利平等，也包含政治及社会权利平等，贫困者获得免费辩护服务是后者的题中之义。换言之，司法人权是人权的组成部分，律师帮助权是公民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