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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村庄汉人区域社会的研究述评 　　区域社会研究因超越村落分析模式而出现，主要涉及市场层级社会、祭祀圈与信仰圈社会、水利社会、某一“核心价值”较突显的区域社会等若干领域。本文分析了区域社会研究产生的背景，诸理论模式的内涵、争论的焦点、存在的问题及彼此间的系谱关联，概括出关乎各种区域社会运转的一般逻辑：借以某种独特的社会事实或戈化机制，整个区域社会被组织起来并维持运转。区域社会不仅是客观的自然环境与人类互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不同人群文化协商的结果。 　　关键词；区域社会　研究模式　社会事实　文化机制 　　作者杜靖，青岛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邮编266071。 　　如同“村落研究”是一个独立的思路或范式一样，“区域社会研究”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认知汉人社会的路径。从已有的学术实践看，“区域社会”的经验研究主要是外国学者、台湾学者和大陆社会史学者所推动的，而大陆人类学界则乏善可陈。估计其中的原因，大概是由于“村落研究”已经构成了一个很深的传统和优势，特别是长期以来的汉人社会研究训练一直强调“村落”对于了解中国的优越性和便于操作性，导致了大陆人类学界对“村落研究”产生偏好。作为一种学术惯习，村落知识观不仅影响了本土学人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更可能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因此，适时总结和回顾“区域社会研究”，对本土学人开拓学术视野有着重要助益。 　　此前有关区域社会研究回顾的成果学界已有所积累。王铭铭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中对市场层级理论和祭祀圈理论分别辟有专章予以介绍和分析；庄英章《人类学与台湾区域发展史研究》一文也介绍了市场层级理论和祭祀圈理论并初步揭示了二者间的关联；张海洋在《中国民族学史》(下卷)第十章“台湾民族学研究的转折”中重点分析了祭祀圈理论；张俊峰《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就区域水利社会研究类型作了全面回顾。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相关著述中就区域社会研究模式作过零星介绍，比如王崧兴《台湾汉人社会研究反思》、邓大才《超越村庄的四种范式――以施坚雅、黄宗智、弗里德曼、杜赞奇为例》等，这里不再一一列出。总起来说，这些文章有助于了解诸模式的学术旨趣和分析思路，但未系统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揭示出来，其评述的深度也有待进一步拓展。为此，有必要对汉人区域社会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找出存在的问题，以便更好地开展相关的民族志田野工作。 　　一、区域社会研究的缘起 　　“区域社会研究”是超越于村落之上的更大地理范围的人类学研究。就人类学家的区域人类学研究来说，是在不满意微观村落研究模式的情形下所发展出的一系列分析框架。以往功能论的研究思路把村落处理成一个自足而封闭的孤立实体，将村落跟它周围的世界割裂开来，坚信村落可以做到自我定义。这种微观的研究路径忽略了村庄是更大世界中的一部分的事实。村落固然需要内在属性加以自我界定，但同样需要场景(context)赋予存在的意义。 　　拙作《作为概念的村庄与村庄的概念――汉人村庄研究述评》已介绍了以吴文藻为首的燕京大学社会人类学推动村庄研究的情况。其实，这种推动与当时国际上人类学名家的倡导是分不开的。从1935年10月起，拉德克利夫一布朗(Radcliffe-Brown)大约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在燕京大学开设“比较社会学”课程，并主持“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研讨班。当时修习这两门课程的学生达百余名。其间，布朗撰写了《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一文。这篇文章贯穿了功能主义理论，强调在中国研究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是够小的社区，可供给一两个调查员在一、二年之内完成一种精密研究的机会”。雷蒙德?弗思(W.Raymond Firth)在《社会学界》上也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团结性研究：一个方法论的建议》。在这篇提出“人类学的伦敦学派”的文章中，弗思使用了“微观社会学”概念，以此概括人类学家对中国乡村研究的贡献。1944年，弗思再次强调“社会人类学的最有价值的贡献也许仍旧停留在微观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上”。 　　村落分析模式相信，通过研究一个个不同的微观村落社区，便可以理解整个中国社会。1962年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对这种逻辑预设进行了深入批判。他认为，中国人类学家应该走出村庄社区，在较大空间范围内和较广时间深度里探索中国社会运转问题。正如王铭铭所说：“一言以概之，弗里德曼认为，小地方的描述难以反映大社会，功能的整体分析不足以把握有长远历史的文明大国的特点，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 　　其实，早在1940年代末期，施坚雅(Willam Skinner)就对村庄研究范式产生了怀疑。他认为，认知中国社会的症结不在村庄而在集市，必须研究集市网络内的交换关系，才能达成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了解，农民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