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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犯制度的立法变革及带来的启示-法律 累犯制度的立法变革及带来的启示 陈伟 摘要：累犯作为刑罚适用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在现有的理论探讨与实践运用中都不可或缺地存在着。在多次立法修订中，累犯制度也相应地在进行法律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步伐，从而通过立法牵引来更好地引导实践操作与运用。现有累犯制度的调整反映出刑事立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在注重人权保障与刑罚惩治之间的平衡。累犯制度的修订反映了立法者以刑事法治进行社会有效治理的决心，法治现代化的目标实现需要刑罚从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积极跟进。 关键词 ：累犯制度立法变革相关修订启示意义 累犯制度作为刑罚适用的一个重要制度，在刑事法律制度中一直不可或缺地存在着。为了对累犯的立法规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与脉络线条，有必要按照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对累犯相关的法律规定及其解释性文件进行细致性的梳理。针对累犯法律适用的具有约束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在过去的较长时间中也发挥了他们应有的使命。尽管以当前的眼光来看，相关的规定或多或少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甚至有些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这样的评述也是建基于历史对比和前后映照之中的，返回到历史当时的叙事场景，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规范性文件拟定的社会背影与存在价值。在此，基于累犯制度的重要性，笔者对累犯制度的立法变革及其相关内容作一历史性的回顾，并通过累犯制度的发展过程和这些制度的历史变迁，让我们重新回溯性的完整审视累犯法律制度的成长过程，并对当下累犯刑事法律的完善带来一些启示意义，为未来刑事法律的修订带来更多有益的借鉴。 一、起步阶段：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对累犯的相关规定 “各国刑法理论中，规定累犯加重的理由，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累犯的人身危险性或反社会性较大，持有顽固性，缺乏改悛的坚持性，改恶从善比较困难，需要较长时期的改造时间。”从我国累犯制度的立法规定来看，其变动性的痕迹仍然是比较明显的。就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即1979年《刑法》的规定来看，在该刑法典的第61条、第62条对累犯作了相对比较明确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3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的反革命分子，在任何时候再犯反革命罪的，都以累犯论处”。这是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对累犯的集中性规定，从中不难看出，1979年《刑法》仍然是对普通累犯与特殊累犯进行了区分，即通过两个条款分别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从中可以看出，立法者在建构累犯制度时，仍然考虑到了累犯在不同犯罪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在制度层面所作的一些差异立法处置。基于立法制度与犯罪之间的对应性考虑，在立法总体层面仍然进行了相应界分。 就该立法的规定来看，这是我国刑事实体法上第一次对普通累犯与特殊累犯进行正式的规定。具体来说，在普通累犯的成立条件上，主要有三个：第一，前后刑罚的量必须是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此强调刑罚为有期徒刑，进而就排除了单纯附加刑、管制、拘役刑作为普通累犯的可能，以对应行为人实施行为的严重程度。第二，前后犯罪的主观罪过必须都是故意犯罪，进而排除了前后某一次犯罪为过失或者前后两罪都为过失的累犯情形。正如学者所言，“设立累犯的主要目的是集中力量打击和预防那些主观恶性深重、人身危险性大的重新犯罪者。过失犯罪者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远逊于故意犯罪者，按累犯处理，有违设立累犯制度的初衷；此外，不限定累犯前后罪的主观罪过，也使累犯的范围过于宽泛”。第三，前后罪的时间间隔为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3年以内，其中既有时间点的要求，又有时间段的要求，“时间点”是指要求累犯成立的时间从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之后开始起算，“时间段”是指前后罪的时间间隔为3年。 另外，1979年《刑法》还单独规定了特殊累犯，特殊累犯之所以具有“特殊性”，主要就是其指向对象的特殊，即特殊累犯只针对“反革命分子”的犯罪，而不像普通累犯一样，对累犯涉及犯罪的罪名没有任何限制。关于“反革命分子”这一称呼，主要是基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背景与刑事实体法分则对“反革命分子犯罪”的具体规定。因此，与之相对应，在特殊累犯的立法设置中也采用了相应的称谓。基于对政权稳固与加强统治的需要，特殊累犯作出如上规定，就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政治形势来看，也没有太多让人奇怪之处。较之于普通累犯，我们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特殊累犯的成立条件更为宽松，只要前罪的刑罚已经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行为人任何时候再犯反革命罪的，都成立累犯，并且都要从重处罚。由此可见，我们在普通累犯之余，又通过特殊累犯的方式更大程度地强调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