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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忘言”的林纾和庞德 　　[摘要]文学翻译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不仅要艺术地再现原作，更重要的是要再现原作的艺术性，即保留原作总体风格和力量。“化境”作为一个翻译美学概念，与我国古典美学里的意境，形神理论密切相关，其实质为创作。而“得意忘言”或“讹”又是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是译者不得已而为之，并非译者的刻意追求。从这一角度理解林纾和庞德富有创造性的翻译，便有助于领会“化境说”的内涵和本质。 　　[关键词]化境说；创造；得意忘言； 　　 　　引言 　　 　　文学翻译不仅要艺术地再现原作，更重要的是要再现原作的艺术性，既尊重原作语的表现风格，又发挥译语的优势。历来，一些翻译家们在翻译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奉行着某些标准、原则。比如严复的“信、达、雅”；许渊冲的“美化之艺术”；朱光潜的“从心所欲，不愈矩”；江枫的“形似而后神似”。概括起来，就是文学翻译过程中既要忠实原作，又不能抹杀其创造性。意即完整准确地表达原作的内容，保留原作的风格。“化境说”的核心为“化”，说“创造”也好，“得意忘言”也好，它作为一种翻译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译者致力追求的可能性。古今中外能体现“化”的译作和译者可谓不胜枚举；因最具“化境”的代表性，笔者试图透过的林纾和庞德翻译中的“得意忘言”来领会钱先生的“化”的内涵和本质，谈谈两位翻译家如何成功地“创造”出经久不衰的译作的。 　　 　　一、钱钟书之“化境说” 　　 　　钱钟书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有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郑海凌，2000：95）“化境”是对傅雷“神似”的进一步发展；钱先生强调“化境说”的核心是“化”，而“化”的实质为“创造”，这在钱先生对林译小说的基本肯定中得意充分体现，因此，主张译者具有创造性是钱先生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看来，译作的“入化”因文学翻译的“抗译性”在翻译过程中较难实施，这在无形中概括了原作可译性的限度，诸如语言习惯和文化的差异性是造成这一“抗译性”的直接因素。另一方面，译者要“保存原有的风味”。这就使译者面临一大挑战，即如何处理“化”与“讹”的对立与统一。为此，钱先生提出了“译必讹”的观点，认为“化”必“讹”，其理论依据为两种文字间的“距离”。钱先生所说的“讹”存在与“化”是译者不得已而为之，并非译者的刻意追求。这样看来，“化”与“讹”实际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中，是译者“将自己置身于原作者的整个创作活动中，通过想象从思想，心理上和时间上去‘设身处地’地体验原作者的思想…… ”。（陈逸 p150）这从另一角度否定了“讹”偏离原文作者意图的看法，而是译者要译作完美保存原作的风格的创造性实践。可以看出，“化”的内在实质就是“创造性”。笔者所指的“‘得意忘言’是译者在艺术生成中的创造。这种创造是对翻译中不可避免的流失和弥补……”。（郑海凌，2000：104）翻译过程就是理解和表达的过程，在充分理解原作内容和形式的基础上，译者尽其所能完美再现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使原作的精神内涵得以表达。但由于两语境之间的“距离”，尤其是文学作品中的“抗译”使译者不得已发挥自己艺术的创造力，理解和表达原作的艺术美，在有所“得”的同时有所“失”。这种翻译中的流失显然是就原作形式而言，即所谓的“忘言”。“化境说”的另一内涵是“化”所包含的两种意义，肯定译者的创造性和译作优于原作的可能性。林纾和庞德的译作无疑是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明。 　　 　　二、翻译中的“得意忘言” 　　 　　在翻译实践中，一般对“创造”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主观性的创造，即主动的创造。是在脱离原语语言形式的基础上，按译入语的规律重新创作，从而准确甚至过分地传达原文的意美、音美、形美。另一种则是因为两种语言在转换过程中有些无法逾越的困难，属“不得已而为之”，是在力求表达原意的基础上，加以变通，即被动的创造。笔者就后者在文学翻译中的实践和现象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林纾和庞德都不懂各自翻译的源语，然而，他们的译作所产生的影响均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和肯定。二者除了在文笔功底、取材范围和翻译目的上享有很多共同之处外，重要的是，两位翻译家采用了不谋而合的翻译策略，即将中国译介的“化境说”体现得淋漓尽致。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说：“最近，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有些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触处皆是。我试找同一作品的后出的――无疑是比较‘忠实’的――译本来读，譬如孟德斯鸠和迭更司的小说，就觉得宁可读原文。这是一个颇耐玩味的事实。”（周仪、罗平，2005：123）在删减、漏译方面，林译小说确实遭受了人们不同程度的批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