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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哲学是伦理学的必要基础———伊安·巴伯的伦理学思想探析-哲学 科学与哲学是伦理学的必要基础———伊安·巴伯的伦理学思想探析 张汉静 王江荔 【摘要】 伊安·巴伯认为科学和哲学为伦理学提供了重要基础。一方面，虽然科学不能为推导出伦理原则提供一个自给自足的基础，但科学对伦理学有着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哲学中的功利主义原则及公正、自由等概念，使我们能够澄清评价选择的伦理原则。 关键词 科学内在价值；进化论；功利主义；公正；自由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3-0091-05 作者简介：张汉静，山西沁水人，（太原030006）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 王江荔，河南林州人，（太原 030006）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博士生，（太原 030024）太原理工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美国当代著名科学家、宗教学家、社会学家伊安·巴伯认为，所谓价值就是一个物体或一种事态具有如下特征：人们带着喜好或偏见去看待它，相信它是有益的，并倾向于通过行动去发扬它。坚持一种价值，就是对它的实现持赞成态度，相信它的益处，并认为道德责任可以用来评价或者捍卫它。而当我们根据价值观去捍卫一种选择时，就援引出了人类行为的一般原则——人类行为对与错的原则以及人类行为后果善与恶的原则，也就构建了伦理学的领域。在此构建过程中，科学和哲学则在评判人类行为后果的标准的选择、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观的平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为伦理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一、科学与伦理学并非彼此独立 巴伯首先指出，关于科学和伦理学彼此完全独立的假定是不能成立的。许多科学家断言科学的中立性和客观性，相信科学理论是完全价值自由的，以维护事实和价值之间的绝对区别。比如，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是理性的和客观的，而价值判断则是感性的和主观的。他们在科学和价值之间划了一条严格的界线，声称科学家对其科学发现的应用没有任何责任，科学的应用是不可预测的，科学家也没有资格在他们有限的技术专长领域之外做出判断。科学史家罗兰·雷格厄姆（Loren Graham）把这种观点称为“限制主义”（restrictionism）：把科学限定在一个清楚划分的领域内，并且拒绝了科学和价值之间的任何联系，把科学从社会批判中隔离了。这种“隔离”阻止了“扩张主义者”（expansionists）对科学的误用，即扩展科学理念去评价政治信念。但雷格厄姆反对这种绝对区别的观点，认为不存在价值自由的科学，因为在科学中存在着这样一个范围：从物理学中价值的相对较小作用到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中“不可忽视的价值取向”的观念。哲学家斯蒂芬·图尔敏（Stephan Toulmin）也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其一，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概念反映了价值判断，比如生物学中的“功能”和“适应”概念、心理学中的“正常和不正常”概念；其二，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科学发现的可能应用是足以预见的，科学家有责任向公众告知这些可能。图尔敏认为，我们是世界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因此科学客观性的理念本身是有问题的。还有一些批评者指出，科学与政府机构、产业资金来源密切相关，当科学拥有了一个令人敬畏的自我调节系统（通过拨款、同伴审核、出版物和奖励结构）时，它就决不可能从外在压力下解放出来。 巴伯认为，以上解释表明科学和伦理价值的相互影响，不能完全彼此孤立。那么，是否可以通过从科学中引申出伦理原则来支持科学与伦理的整合呢？他深入分析了把伦理学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内在价值基础之上的尝试，以及从进化论的生态学中推导出伦理原则的尝试。 （一）科学的内在价值无法扩展为一般的社会伦理 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的内在价值可以扩展开来作为社会秩序的基本理念。比如雅各布·布朗劳斯基（Jacob Bronowski）提出，科学本身要求宽容、无私、理性、思想自由以及持不同意见的权利，科学知识是普遍的，追求科学需要合作、诚实、忠于真理。他鼓励把这些“科学价值”扩展到社会秩序，其表现形式是政治自由、尊重他人和国际合作。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也声称，可以在制度化的科学伦理中发现最高社会价值，包括普遍性、非功利性和公共性等等。 在巴伯看来，这种对科学内在价值的描述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首先，科学家的真实动机比这种理想化描述所认知的更为复杂。事实上，科学家很少是大公无私的，也不仅仅为真理而献身，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追求专业认可、个人成功和较高酬薪。科学的激励和奖赏机制更偏向于与主流认知体系相一致。优先权之争表明影响科学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当“大科学”出现时，研究的目的就渐渐被工业或政府所决定，他们的目的不再是真理本身，而是作为权力工具的知识。其次，即使“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