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决策的方法论.docVIP

邓小平决策的方法论 　　邓小平决策方法论是我们党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他突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头脑中从原则出发的先验方法论，恢复了从实践出发的实践反思观;创造性地运用和发挥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坚持并灵活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在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善于辩证分析;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科学决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不仅作出了改革开放这样的伟大决策，而且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重要关头，都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提出正确而务实的决策。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固然与他的个人修养、知识储备和个人阅历相关，但更重要的是与他的科学思维方法密不可分。因而，研究邓小平的决策方法论，对于我们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的科学决策观，在新常态下作出正确而可行的决策大有裨益。 　　一、实践反思的方法 　　实践反思的方法即用实践的观点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马克思首创实践反思的方法，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费尔巴哈对事物只是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同时也尖锐批评了唯心主义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并不知道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意义。前者为直观的思维方法，后者为思辩的思维方法。这两种方法表面上看来互不相容，绝对对立，但都没有脱离传统的本体论思维，即都是以某种先验逻辑或预设本质为出发点，一切存在都被预先规定于永恒本体的本质中，现实社会不过是这些已有规定的展现而已。按照这种思维方法，人们在规划社会发展蓝图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当下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而是某种永恒不变的预设本质;人们在做出决策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变动不居的客观事实，而是符合不符合某种思想和原则。与传统思维方法不同，马克思的实践反思方法是以实践为出发点，他们“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 344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就在于实现了从传统的先验思维方式向现代实践思维方式的转换，为人们正确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为我们党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思维方法。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却遗忘了马克思开创的这一思维方法，因而在制定方针政策时，在作出决策时，往往从原则出发，以某种既定观念为依据，比如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或是以原中央文件，或是以国际共产主义的个别经验为依据，习惯于在书本中找答案。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返回到旧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立场上去了。邓小平在决策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突破了长期以来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从原则出发的先验论方法，恢复了从实践出发，从鲜活的事实出发的实践反思方法。他一再强调，一切决策，包括一切理论、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哪怕是领袖的指示、党中央的决议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它的真理性，实践证明是对的就要坚持，实践证明是错的就应该坚决予以纠正。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做出的最重大决策。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英明决策，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运用了实践反思的方法，从实践出发，通过反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反思近代以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程，反思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近3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提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从前苏联搬过来的，也就是说，它一开始就不是来自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不是“中国造”，而是苏联模式的仿制品，是舶来品，是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的产物。虽然这一体制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凭借其独特的优势，集中有限资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这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乃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前苏联，经济连续多年出现了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政府官僚主义盛行，人心浮动，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在中国，自1957年以后这一体制的弊端不断显现，譬如效率低下，生产力发展缓慢，物质资料匮乏等等。特别是十年“动乱”，中国一度达到崩溃的边缘。而与社会主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新型产业的崛起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降低了单位产值的资金占有率，加上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了一系列高新技术产业的问世和发展，使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得到显著提高 [2] 76。事实胜于雄辩，理论高于实践。面对旧理论和新事实的巨大落差，邓小平没有固守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运用实践反思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