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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意义”的双重变奏 　　摘 要：空间在多数场合被理解为静止，不动的容器。历史上对空间的探讨经历了三次大型论争，从几何学、哲学的论域转向了对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进入20世纪，文学作品以及影视剧受现代主义的影响，注重空间形式的表达，空间的象征意涵在刻画人物性格，升华主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提出，使空间成为一种社会批判的方法，空间的政治文化属性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关键词：空间；形式；象征；政治 　　空间是什么？相对于时间的线性发展，空间在多数情况下被理解为空洞、均质，静止的容器概念。历史上对空间的探讨经历了三次大型的论争，牛顿在总结前人的观点上，概括出绝对空间与相对空间的理论界限：“绝对空间不依赖于任何其他的事物，是一种绝对的载体，处处均匀，永不移动，而相对空间是一些可以在绝对空间中运动的结构，我们通过它与物体的相对位置感知它”。[1]如果说绝对与相对的划分是建立在将空间对象化的基础之上，力求客观认识其本质形态；那么，若干年后先验空间与经验空间之辨，则通过人与空间的交融从而探求“关于人的空间的知识或者关于空间的人的知识”。[1]值得注意的是，康德“空间是先验的感性直观形式”实则“把空间看作保证思想（或关于事物表象）具有秩序性的根本前提”。[2]新康德主义者承接这一观点，将空间奉为圭皋，这无疑为现代主义拒绝其背后一整套秩序观念埋下了叛变的火种。但是这一时期空间的思考将认识空间的主体居于重要位置，形式的探讨转向对意义的关注，使空间的指涉范围更加广阔，为20世纪兴起的社会空间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区分是现代化的结果，进入20世纪，随着城市人口的膨胀以及工业化过程中带来的诸多问题，都市社会学，人文主义地理学对空间的社会性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思考，自然空间正在消失，逐渐被社会空间所取代，空间的意义不仅塑造着空间形式的外观，而且关乎社会的生产与运作，60年代以来，社会空间批判理论的诞生将人们对空间的认知推向了文化，政治和心理等多重层面，空间在形式与意义的双重变奏中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并不断带动着相关人文领域的探索与创新。本文研究的时间段横跨20世纪，从时间性叙事媒介的空间表现以及视觉空间展示转向对抽象层面社会政治空间的探讨，试图从不同的媒介出发全方位解读空间形式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所指）。 　　1 文学作品中空间的形式类型及象征意涵 　　叙事学的目的在于寻求作品抽象的叙述结构，挖掘其背后独特的语言形式。形式是叙事学关注的主要对象，在它产生之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瑟夫?弗兰克已于1945年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小说空间形式的理论，从而为此后学者对文学形式的探索提供了理论范型。对作品空间化效果的追求主要体现在现代主义小说中，普鲁斯特，乔伊斯是空间小说大家，这一新的创作实践的产生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理论阐释，于是自弗兰克后，空间形式理论成为文学批评领域的“新宠”。所谓空间形式在弗兰克看来“与造型艺术里所出现的发展史相对应的，亦即文学的补充物。二者都试图包含在其结构中的时间因素”。[3]简言之“作者通过重复叠加，频繁穿插等手段打破，消解传统的时间序列，强调突出共时性交叉效果，这是时间顺序被打断后呈现的意识空间图画”。在这里需要指出文字创造出的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存在，需要读者前后多次反应观照方可理解作者的结构布局，小说的空间形式是抽象的，不等同于接下来叙述的实存（查特曼语，即具体可感的环境亦可说人物活动的场所）。 　　空间形式的类型多种多样，笔者将列举两种较为典型的结构方式： （1）橘瓣式。戴维?米切尔森在《叙述中的空间结构类型》开篇便指出了这一桔状结构，“它们是由许多相似的瓣组成的橘子，它们并不向四处发散，而是集中在唯一的主题核上”。[3]向心是其最大的特点。不仅存在于小说中，散文中“形散而神不散”的理论也与之类似，茅盾写于1940年的《风景谈》通过展现“沙漠风光”、“高原晚归”、“延河夕照”、“石洞雨景”、“桃园即景”、“黎明剪影”六个并置的风景画面，指向同一主题：表达了作者对解放区生活的无限向往与热爱。表面上片段之间毫无联系，但通过揭示人与景，人与人以及个体与国家之间层层递进的关系，牢牢地把握住“白茎”即散文的神韵。由此说明中国作家作品字里行间流露出现代性的印记。（2）嵌套式。形象上仿佛俄罗斯套娃，这种形式随处可见，龙迪勇将之称为“中国套盒”，赵毅衡在此基础上区分了叙述的不同层次，即“超叙述层，主叙述层和次叙述层，高叙述层次的任务是为低一个层次的叙述者提供叙述者”。[4]华裔作家谭恩美的《接骨师的女儿》以及部分科幻悬疑小说也常常采用这种结构设置悬念，吸引读者。（3）此外还有链条式、圆周式、词典体、拼图式，这些结构模型根本上没有脱离橘状型向心的宗旨，经过读者数次反应理解，作者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