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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胡汉的关系探析 　　[摘 要] 隋唐时期创造出的灿烂辉煌的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时代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特别是唐代以来,胡汉融合达到高潮,社会表现出诸多的“胡化”现象,而“胡化”作用并不能过分夸大。本文主要从三方面论述这一时期胡汉关系:“汉化”是基本前提,是文化主流;“胡化”丰富了中国汉文化的内容;胡化互融造就了隋唐的盛世文化,但主体文化仍是汉文化。 　　[关键词] 隋唐时期 汉化 胡化 汉胡交融 　　 　　魏晋至中唐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期。魏晋南北朝400年间,北方及东北、西北的“胡”族先后进入中原,与以华夏族―汉族为主体的人民发生关系;进入隋唐时期,游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人的“汉”文化长时间交互,冲突中走向融合,形成帝国统一文化。“汉化”与“胡化”是这一时期突出内容,最终落后民族的文化总会被先进地区的文化所同化,“汉化”在此时仍是根本,以汉文化为基础的汉胡交融促进了隋唐文化的发展。 　　一 　　说到隋唐两代,有太多的内容值得一评,学术界对隋唐社会的风貌做过深入探讨,有些人把原因归结于“胡化”,认为隋唐是“胡化”的结果,这种说法似有不妥,值得思考。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的强大其实并不能认为“胡化”是决定性因素。“胡化”是以汉化为前提的,社会呈现胡化风气的同时,中原传统文化对“胡”族的影响更为深刻,“汉化”始终是主流,如唐代“志墓立碑之风在来华之西域人中亦甚通行,火祆教人亦随中国习俗,米萨宝之有墓志是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即纯为中国风之作品,为华化之证据。”[1] 　　虽然胡人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守旧心理,竭力维护游牧文化根基,但“在先进的汉文化包围下,胡人中“守旧派”的抗拒终归是徒劳的,与‘马背中领生活’相隔离的中原胡人终究被纳入“汉化”的轨道。”[2] 隋唐时期“汉化”仍是核心。隋文帝杨坚代北周而建隋朝,是关陇集团中推行汉化改革的重要人物,他对府兵制进行改革,颁布诏书:“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3] (卷24《食货志》)这样就将过去那种“兵农分离”的鲜卑兵制一变而为“兵农合一”的华夏兵制,完成了府兵制的汉化变革。陈寅恪先生曾谈到隋文帝在华夏方面借助西域技艺的情形时说,“前贤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若取以喻比,其最适合之义欤?”[4]到了唐代,府兵制性质早已是“兵寓于农”的华夏兵制,唐太宗对府兵增加及整顿,可以看作是“在军事领域推行‘汉化为体’”[5]陈氏还说到:“然则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杂,乃一较晚之事实也。”[6]可见,汉文化对李唐王室影响从最初就存在,根本内容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封建体系,传统的儒家思想是文化统领,汉文化支配着整个社会。向达先生对唐代长安、洛阳的服饰、饮食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考察,能看到其中一些“胡化”现象,如胡人游乐项目西域式镫彩,曾一度为长安人士所喜爱,张说《十五日夜御前》中“花?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龙衔火树千镫艳,鸡踏莲花万岁春。”[7]这样的内容还有,但这些现象都集中表现在文化的表层范围之内,涉及传统伦理观念、道德思想等深层方面,仍然是“汉化”。如“唐代尉迟敬德一族华化已久,与秦叔宝一家通婚,是其血统已参有中华之成分。”[1]再有,华严宗三祖贤首师康国人是流寓于长安的西域人,卒于长安大荐福寺,其“二十六岁能诵《华严》兼讲《梵网》。从学于智俨法师,华严宗之二祖也。其所著关于《华严》诸经流疏之书凡百余卷。《华严》一经阐扬,贤首之力为多。集华严之大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大伟人,智严,慧琳俱不之逮。”[1]可见其在精神层面上华化已深,从这个意义上讲,唐代社会”的“胡化”只是一种表象,不能改变汉文化的根本特点,正如学者们所说“唐代文化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浓郁民族风格的开放型的世界文化。”[8] 　　二 　　“胡化”的诸多表象也是唐代开放的民族政策的体现。李唐王朝积极推行开放政策,对“胡”族的包容在深度和广度比唐以前更加宏大。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郑独爱之如一。”[9](卷198《唐纪十四》)胡族与汉族的交流融合、中原人民“感染”胡气是唐代民族政策的一种体现,是汉文化外在表现形式,如唐人喜欢外来的汉血马、狮子等;“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10](《五行志》);开元、天宝年间,舞蹈艺术的高度发展和统治者对乐舞的酷爱,宫中舞人较多,安叱奴是初唐时的著名舞人,来自西域安国,倍受唐高祖喜爱,武德元年高祖封她为散骑常侍,但礼部尚书李纲,对高祖封安叱奴为官一事极为不满,曾上书皇帝表示反对,可见,触及到传统文化中的本质问题,“胡”族亦被排斥,而且纵然胡舞者技艺再高、如何深得宠爱,其较低的身份地位仍然难以改变,“这种奴隶身份便世代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