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中华文化诊疗地践行者.docVIP

费孝通：中华文化诊疗的践行者-历史论文 费孝通：中华文化诊疗的践行者 文 陈杰 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这漫长的文化形成过程中，中国文化形成了一种类似汉堡包的结构：上层的统治阶级文化、下层的乡土文化以及将这两种文化扭结在一起的中国乡绅文化。中国历来不缺乏对于上层统治文化的研究，从古至今的正史典籍都可以看作是对于上层文化的记载和研究，而对于下层乡土文化的研究则仅仅是散见于一些野史、小说中，即使所记载为真也缺乏可靠的证据支撑。因此，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的传入，对中下层传统文化的研究变得紧迫起来，毕竟当时的中国有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广大的农村。 由于中国的最主要阶层是农民，所以对于下层文化的研究也就要求研究者不得不深入到未知且落后的乡下进行实地考察。费孝通作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一员，正是这种文化研究方法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他一生都致力于进行对中华文化的艰难而又硕果累累的诊疗之路。 弃医从文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松陵镇一个开明士绅家庭。他的父亲费璞安在清朝废除科举制后，曾经东渡日本留学，在“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他选择了教育学专业。费家与清末实业家张謇交情很深，张謇的儿子属“孝”字辈，为纪念父辈友情，费璞安的小儿子取名为“孝通”。 费璞安留学回国后，曾应张謇之请，于1909年1月到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执教。后来，他回到家乡创办学校，直到年迈离开公职，他把相当多的心血用于教育事业，是江苏近代教育史上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出身于当地名门。她自幼在家中学习，后来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受到良好教育。二十世纪初，妇女解放的思潮激荡着中国的思想界，杨纫兰的思想也发生着强烈的共鸣。她创办了一所蒙养院，类似于现在的幼儿园，目的在于以先进的理念辅助家庭教育。 费孝通的父母这一番以天下为己任的作为，在社会上是唤醒民众的呼号，在家里则充满着启蒙的教育气氛。费孝通呼吸着这样的空气，在母亲创办的蒙养院中，一天天长大。在这个教育为先的家庭中，所有的费用支出都是先扣除教育费用之后，再以余钱做其他安排。为了在家庭收入微薄的情况下，使孩子们都能得到正规的教育，杨纫兰让五个孩子间隔开求学，上大学和读专科交叉安排，因为上专科可以不用家里花钱。正是这个开明的家庭给他未来的写作提供了充足的一手资料，比如，因为他的姐姐费达生和姐夫郑辟疆在江苏吴江的开弦弓村（学名江村）的蚕丝生产，他完成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江村经济》，他的乡绅家庭帮助他完成了《中国乡绅》一书等等。 1928年，费孝通在东吴大学附属一中完成了中学教育。中学毕业后，他进入了东吴大学医学预科，并成为东吴大学学生会秘书。 东吴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身处教会学校的进步学生们关注着祖国命运，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帝国主义强权的情结，这导致他们和学校当局时有冲突。 1929年，一次个人间的冲突引发了学生和校方的激烈对抗，酿成学潮。大体过程是，费孝通的室友孙令衔去校医院看病，被一个校医打了一拳。学生们表示抗议，学校当局却袒护校医，最终导致学生罢课。后来，校方要开除罢课活动中的学生会成员，费孝通也在名单上。由于他平时学习成绩优异，被从轻处罚，免遭开除，只是被勒令转学。 这件不公平的事刺激着费孝通的良知，他不得不去想，医学到底能不能成为自己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渐渐地他意识到社会的当务之急绝不会是对个人身体的疾病进行治疗。1930年，他由东吴大学转学到北京的时候，他放弃了协和医学院的成就名医之路，而是选择了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开始了对于中华文化的诊疗之路。 瑶山之痛 费孝通的一生都在做两件事：实地调查和写文章。然而，在这两件事开始的时候却是他人生中极大的不幸，这也成了他一生的痛。 1933年，费孝通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由于全国只有清华大学开设了人类学课程，于是他进入清华大学，师从俄国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进行人类学训练，在燕京大学最后一年，费孝通结识了女同学王同惠，后来，王同惠成了他志同道合的女朋友。王同惠考入燕京大学的动机既有求知的欲望，又有不一样的想法。有一次，她在和费孝通翻译外国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著作时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写出这样的书？ 后来，费孝通两年的研究院生活结束，在出国深造之前，他获得了一次到广西瑶山进行当地少数民族调查的机会。王同惠表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于是她决定和费孝通一起到广西进行实地考察。 1935年暑假，费孝通和王同惠的婚礼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临湖轩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宅，司徒雷登是他们婚礼的证婚人。婚礼进行之后，他们一起踏上了广西少数民族实地调查之路。 广西当地自然环境恶劣，语言不通、水土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