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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五四时期个人主体的研究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考察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个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联，分析其自身特征、思想观点。认识其成长条件及作用。个人主体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需要克服其局限性，坚持正确的方向。 　　关键词：五四时期，个人主体，特征，作用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1)01-0121-05 　　 　　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十月革命前的个人主体研究》中谈了相关问题，现在再谈五四时期。五四时期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有的早年留学日本、西欧，有的正是青年学生，具有全新的群体个性特征，在人生观等方面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大多后来成为中国化的个人主体。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五四时期个人主体的特征 　　 　　1．思想性格 　　这批先进分子，是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爱国青年学生，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升华，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之路。 　　自我觉醒的人生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原来所具有的焦虑心态，上升到文化层面就是怀疑传统，肯定个体，反对旧我，呼唤新我，从而成为全面反传统的心理诱因。毛泽东认为，“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敢作敢为，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作自己的“傀儡”。显示出热血青年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风采。在民族危机的笼罩下，他们最终自觉地把“自我”融入民族的大我之中，将个体的完美、自己的理想同民族的命运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他们有远大抱负，有不畏强暴、英勇献身精神，在寻求真理的指导、实现理想的策略。正因为有高尚人格，他们才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运用于实践，要创造新型的人生。 　　人民乃国家主人的历史观。先进知识分子曾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读过中国历代一些思想家关于民本、爱民的作品，具有“均平”、“大同”思想，其中李大钊最突出。他读书期间思考问题，发表政论，就有坚信民力、强调民力的独特的“民彝政治”观念。对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救国图强的依靠力量，周恩来从“青年为斯世将来之主，学生乃领异标新之人”上升到“人民，国家之主人也”；“共和国之统治权在国民全体”。先进分子吸收了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民、均等、反叛、革新的精神，奠定了立志改造社会的最初思想基础，是引发他们探究社会主义的思想前提。 　　这种人生观历史观的确立，是中国化个人主体必备的一个主观因素。 　　 　　2．政治觉醒 　　对西方民主的怀疑和动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唤醒了正醉心于向西方学习，仰慕西方民主、文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巴黎和会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资本主义民主是“利用国家、政治法律机关，把多数勤劳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主义势力地下，当作牛马、机器还不如。”这些使他们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并非是理想王国，要另辟蹊径，寻找一条改造中国社会的新路。对帝国主义幻想的破灭，是促使他们转向新理论、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契机。 　　确立以俄为师的革命观。受俄国十月革命启迪，觉察到只有俄式革命才能使中国从帝国主义威逼中解放出来，于是许多人拥护俄式革命，主张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鲁迅就说到：“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现在苏联的存在与成功，使我确切地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本来，社会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还只是一种书本上的东西，十月革命将它在一个落后的大国变成现实，引起了中国先进分子对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的浓厚兴趣，开始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转而以俄为师。 　　认识到工农的力量。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目睹了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深切体会到人民群众的发动与否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开始把眼光投向人民大众。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都谈到这一点。吴玉章在剖析自己五四前后的思想变化时说：“以前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以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赞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社会力量显得何等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的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显然，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蔡元培在天安门集会上高呼的“劳工神圣”口号，很快就流传开来，成为时髦用语。先进分子满怀改造社会抱负，积极向劳动者靠拢。 　　具有了“社会革命”思想。突破了前人从政治制度上简单仿效西方模式的局限，把救国救民的探求转向一个新的视域，即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当时傅斯年、罗家伦都把目光从“法国式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