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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闻伦理规范发展简述 　　 　　【摘#8195;要】#8195;本文从史论角度对世界新闻伦理规范的发展历程做了简要分析，以史观今，力图为我国新闻伦理建设提供国际经验参考：新闻伦理的理念，倡导新闻媒体的自律和内省；核心：平衡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效力：依靠新闻界的内部修正和公众的外部压力；文本：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完善：结合新情况，不断进行修正。 　　【关键词】#8195;新闻伦理规范；特点 　　新闻规范有两种主要形式，即他律和自律。他律主要以法律法规形式存在，具有强制性和惩罚性，是社会通过国家意志对新闻事业的硬性要求。而自律则是通过行业组织、信条规约对传播者的内在约束，本质上靠唤起传播者良知发挥效力，调节范围更广泛。新闻伦理涵盖在自律范围内，是将新闻事业置于伦理道德框架下的自我规范和自我践履过程。 　　中国第一条新闻伦理规范出台于1921年，这就是马星野先生执笔的《中国新闻记者信条》。但由于系统理论研究跟进较慢，我国新闻伦理建设还不成熟。西方社会发展进程先于中国，中国面临的新闻伦理困境在西方社会更早的出现，并得到一定的剖析与阐释。因此对世界新闻伦理规范的研究可以为我国新闻伦理建设提供借鉴。 　　一、理念：倡导新闻媒体的自律和内省 　　新闻伦理规范可以凭借多种手段发挥效力，如新闻机构的内部监督、新闻行会组织、公众舆论监督等，但其核心理念是通过促进新闻从业者的道德觉醒，倡导新闻媒体进行自律和内省，从而将相关规范内化为媒体的自觉行动。 　　在西方伦理学史上，康德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自律的概念，并将自律视为道德的本质和基础。康德认为，自律以理性为基础，理性的人为自己立法并实践这一道德立法。其中“立法”指从个人内心出发强调的“我应该怎样”，而不是外在力量强制个体“你必须怎样”，即“判断原则”；而“实践道德立法”则指自我立法如何实现个体的自我约束以推动道德行为的践行，即“践履原则”。唯有自我立法与自我服从都符合才是自律。 　　新闻伦理规范是新闻道德的底线要求，同样以自律为基础。要建设一个负责的新闻界，依靠外在惩处只能治标不治本。与其迫使新闻界屈从于形式规约，不如注重新闻界的内在建设，从理念上倡导新闻媒体的自律和内省。只有新闻界内部是非观明确，具有拒绝利益诱惑的强大意志力，伦理规范的存在才能发挥最大效力。 　　二、核心：平衡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 　　新闻伦理规范的制定归根到底是围绕“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取舍展开的。其中，“公共利益”指的是国家、社会和公众的利益；而“私人利益”则包含两个维度，既指新闻媒体的利益，也指报道对象的利益。 　　利益是一切活动的核心驱动力。新闻活动中，各媒体既追求公信力等品牌效益，也注重维持其生存发展的经济利益，二者皆属于媒体利益的范畴。媒体品牌效益与媒体捍卫公共利益的角色保持一致，唯有公正敢言的媒体才能赢得受众忠诚；而媒体经济利益建立在媒体品牌基础上，单纯靠毫无底线新闻博取受众关注迟早会被媒介素养越来越高的受众市场抛弃。发生于19世纪末的黄色新闻浪潮盛极一时，普利策《世界报》与赫斯特《新闻报》的黄色新闻大战硝烟滚滚，但随着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严肃新闻时代的到来，这种只重媒体利益、罔顾公共利益的黄色新闻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 　　对于报道对象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是各国新闻伦理规范的难点。分析西方具有代表性的伦理规约不难发现，相关规定深受功利主义的影响，对两者的范围界定模糊笼统，缺乏明确的客观标准以及量化操作的可能性。这就为部分新闻媒体借公共利益之名攫取媒体利益提供了可乘之机。 　　如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在1993年批准修改的《业务准则》中规定：“除非确实是以公众利益为正当理由，否则新闻工作者不得通过偷听设备或窃听私人电话通话获取材料，或发表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材料。”［1］公共利益大于私人利益是媒体共识，“除非确实是以公众利益为正当理由”这一附加条件使被禁止的行为获得允许，这其中渗透着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所为功利主义，简单而言，就是以结果是否符合最大幸福来衡量行为正确与否”。［2］言下之意，只要公共利益大于私人利益则允许媒体侵犯个人利益的发生。但在新闻工作中，如何确保结果符合最大幸福缺乏明确的量化标准，使得该准则蒙上一定虚伪性。2011年拥有168年悠久历史的《世界新闻报》在窃听丑闻中停刊，与《业务准则》的漏洞不无联系，应该引起业界反思。 　　三、效力：依靠新闻界的内部修正和公众的外部压力 　　从对世界新闻伦理规范发展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每当新闻界出现伦理偏颇时，最有力的反对力量多来自新闻界内部，唯有珍惜整个行业的荣誉才能实现长远发展。 　　《纽约时报》能在国际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因为其对当时黄色新闻乱象进行修正的鲜明立场。“All the News T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