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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朝新旧门户剖析 　　[摘要]士族是以汉魏的世家大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但并不是汉魏时期所有的世家大族都能成为士族。他们区分于世家大族又有些共同点，随着两晋门阀政治的发展，士族的势力也达到顶峰，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拥有很高的地位，而且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很大，这是由当时的特定因素决定的。本文主要以士族形成后，在“士庶之间，实自天隔”的基础上，对士族内部新旧门户升降和不融展开讨论。 　　[关键词]两晋；南朝；士族；新旧门户 　　[中图分类号]K2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2-0062-02 　　一、士族的形成 　　毛汉光认为，魏晋士族是以儒学为资凭的，“累官三世及官居五品以上”。①田余庆说道：“魏晋士族，其特点是世居高位。士者仕也。只要他们权势在手，濡染玄风，而又慎择交游，取得名士地位，就算士族。”士族形成于魏晋时期，所以，只有在魏晋时期获得政治地位的家族才有资格被列于士族，而九品中正制的确立保证了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也就保证了当朝显贵家族的世袭特权，因此，魏晋时期形成的显贵家族才最有资格成为士族。 　　“东汉以来，培养滋长的大姓、名士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但决不是所有汉末大姓、名士都能在魏晋时成为士族”，“汉末大姓、名士有的在曹魏时就后嗣无闻，而曹魏时的士族有的又在晋代丧失了地位；我们也看到汉末甚至魏代还是单家寒门的家族，却因子孙贵显，‘为世盛门’”。②如颍川李膺、杜密在东汉时期就名位显赫，却因子孙在魏晋时期没有获得政治地位与权力，在颍川士族中就数不上他们。可见，被列于士族的行列或士族内部的高低升降基本上不决定于“塚中枯骨”而是决定于当时的官爵。 　　魏晋士族不同于东汉时期的世家大族，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曾说道：“世家大族的发展处于一个相对和平安静的时期，他们崇尚儒学，沿着察举、徵辟道路入仕，罢官则回籍教授。至于士族，则或以乱世经营而得上升，或预易代政争而趋隆盛。他们一般以玄风标榜，沿着九品官人法出仕。”可见，士族于魏晋时期兴起，凭借门资，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在社会上也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世袭出仕，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利不受影响，所以就筑起一道道森严的壁垒。东晋南朝在制度上基本沿袭前朝，九品中正制已成定制，士族的地位也很稳定，“士庶之际，实自天隔”，③很少发生变化。如士族“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④“士庶缅绝，不相参加”。⑤可见，这一时期，社会身份的贵贱已经固化，不会受到政治地位升降的影响。只是，士族内部的高低升降还是会因政治的变化而受影响。如东晋一朝，先后由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和太原王氏执掌大权，几族大姓有升有降。当琅琊王氏和颍川庾氏的地位开始下降时，陈郡谢氏和谯国桓氏便随之崛起。这种起落是由士族内部政治因素影响的不稳定性所决定的，但是无论哪族执政都是名门大姓，不会有庶族参与。庶族想改变地位进入士族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又是在九品中正制的保证下士族整体的稳定性所决定的。 　　总之，士族的形成可以说有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世家大族与士族以汉魏之际作为分界线，第二次是在魏晋时期，士族在两晋之际又发生了分化，并分成南、北士族两大集团。“永嘉之乱”后，有的士族不愿逃离故土，继续留守北方，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等，经历了混乱的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尽管政权频繁更迭，但这些士族依旧保持着自己的门风，与南渡的士族相比，重儒轻玄，聚族而居，一般不轻易迁移。这种具有东汉世家大族特点的文化，子孙相袭，历数世不衰，直到隋唐时期，有的家族还保存着各种势力。不过这些士族在北朝胡族政权的影响下，有的攀附权贵扶摇而上，有的则销声匿迹。随着晋元帝司马睿南渡建立东晋王朝，这些南渡的士族即江左的侨姓士族，迎来了门阀政治高度发展时期。 　　二、新旧门户 　　门阀制度在东晋时期最为典型，士庶的地位也最为悬殊，士庶之别几乎成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士族的地位也趋于稳定，但是其内部由于权势的变化，几家门户会经常变化，也常常发生旧族门户看不起新门户的现象。如《世说新语·排调》记载：“诸葛令、王丞相共争族姓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诸葛氏与王氏都有旧族渊源。王氏家族始于东汉时期的王祥之父王融，而门户开始兴起是在曹魏时期，但是真正的显达还是在王导拥戴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时期。而“诸葛氏之先，出自葛国。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以忠强立名，子孙代居二千石。三国之典，蜀有丞相亮，吴有大将军瑾，魏有司空诞，名并盖海内，为天下盛族”。⑥可见，诸葛氏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是名门望族了。论家族历史悠久，诸葛氏占上风，但至东晋时期，王氏家族的权势蒸蒸日上，而诸葛氏的势力却日薄西山。所以，王导才会自持现有的权利来为难诸葛氏，而诸葛氏也不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