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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贪污贿赂犯罪及立法剖析 　　摘 要：本文对中西方贪污贿赂犯罪原因，及立法状况进行了分析。自古以来，世界各国都一直严厉打击贪污犯罪，惩治犯罪的意识都有同样的共识。但由于各个国家信仰和生活环境不同，对贪污犯罪的理解、罪犯的界定都不一样。中国政府多次强调要彻底打击贪污犯罪行为，我国专家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产生贪污犯罪的动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和实施方案，但效果并不特别明显。 　　关键词：中西方；贪污贿赂；立法分析 　　不同国家对贪污贿赂罪的界定不完全一样。国外许多国家大多将受贿罪主体定义在公务员身上。比如，法国刑法将行政部或司法公务员、法院仲裁人、军人、执行公务责任的市民等列为受贿罪主体；日本则将公务员或将成为公务员之人、曾是公务员之人列为受贿罪主体。在中国，刑法规定受贿罪主体是国有企业、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等隶属国家政府的工作人员。尽管每个国家受贿罪主体不一样，但中西方较为显著的共同特征是，将公务员定位受贿罪主体。 　　一、西方贪污贿赂罪原因分析 　　每个罪名的产生背后都有一个犯罪动机。每个人的心理活动不同，犯案动机也不一样。西方产生贪污贿赂动机有很多。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班杜拉用“社会学习”概括自己的犯罪发现。他认为，一个人的犯罪行为是通过长时间的社会学习得来的。人们是否存在犯罪行为，主要是受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通过观察学习和亲身经历两种方式才能产生违法犯罪行为。另一位心理学派代表人物考夫卡和勒温提出，产生犯罪行为，除受环境制约外，与自己的行为也是分不开的。即，环境和人是整体存在的，任何具体行为和事件都是在二者的共同制约下产生的。在犯罪群体中，往往充斥着大量与法律相违背的价值观和观念。使得群体成员通过模仿、暗示等心理作用，促使成员产生同样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 　　综上所述，用不同心理理论解释贪污受贿都有一套标准，但贪污受贿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犯罪动机也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相反，很多犯罪主体，即公务员们在刚参加工作时，都非常刻苦努力，怀揣着为人民服务思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思想却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离不开官场文化的消极影响，自然的生存法则。促使一些公务员们开始向歪风邪气靠拢，从而产生了犯罪行为。 　　二、对于中国产生贪污受贿罪的原因分析 　　中国民众产生犯罪行为的动机，同样也有很多不同的方面。除了上述所说的受到环境潜移默化影响外，中国民众的犯案动机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法律。对中国公民来说，最具有权威性的法律当属宪法，宪法中的刑法一直制约人们的犯罪行为。但仍然不可避免的产生犯罪行为，有很大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法律存在很多漏洞。比如，截止到目前，我国的刑法立法的规制范围较为狭隘。调查显示，我国从1990年开始，贪污受贿案的发生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1997年达到最高点。1997年刑法提高了犯罪数额标准，使得许多大案在1998年降到了最低点，但是到了1999年又重新有了向上攀升的趋势。正常情况下，大案数量与立案总量之间应该呈正向梯形结构，出现倒挂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当一部分五万元的大案标准的小额犯罪，被排除在了刑事追究之外。由此可见，我国刑法立法规制还有待修订和完善。 　　另外，刑法立法还存在立法效益严重不足的问题。专家对贪污受贿犯罪整体走势的观察发现，立法效益是刑法立法机关制订刑法时所预期的效果，包括犯罪治理的实际效果和民众对犯罪的主观感受效果。但通过对犯罪治理客观数据及公众主观感受看，立法效益还不够完善。 　　此外，中国对贪污受贿的处置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和漏洞。犯罪人员正是抓住了这些漏洞，才走向了贪污受贿之路的。 　　三、中西方贪污受贿立法分析 　　1.立法的全面性不同 　　中西方在惩治犯罪上有一些相似和不同之处。有些国家不仅在刑法中设置了惩治贪污受贿的相关法律，也设置了专门的法律。在美国，除了宪法中有专门关于贪污受贿的法律条例，在美国法典中还规定与政府人员贪污受贿有关的各种罪名和处罚标准。比如，公务员罪、贿赂证人罪、公务员受贿罪等。除了这些较为明确的个人犯罪行为惩罚条例外，还有很多针对其他犯罪人员的法律，例如，《政府道德法》《文官制度法》《监察长法》《对外行贿行为法》等。在我国贪污受贿犯罪的处罚主要集中在现行刑法的第八章，该章节一共规定了贪污罪、介绍贿赂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受贿罪一共十二个罪名。我国的贪污受贿罪的法律不足之处主要是罪与罪之间处罚的不均衡，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处罚完全一样，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公平的。 　　另外，有些国家非常注意细节，将贪污受贿罪的细节规定的非常清楚。举例来说，在美国的刑法法典当中，第201条到209条都规定了有关政府人员在贪污受贿行为方面的各种罪名与惩罚，包括公务员受贿罪、政府官员假公济私罪、政府官员非法收受报酬罪、国会议员及其他政府官员从事有损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