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泉证道”“追述义”探析.docVIP

“天泉证道”的“追述义”探析-哲学 “天泉证道”的“追述义”探析 程海霞 【摘要】基于阳明后学的研究视域，根据“天泉证道”的主要记载， “天泉证道” 的“追述义” 值得思考。此可以从“求证前”与“求证中”两个环节进行探讨。这两个环节皆从多层面显示出阳明一传弟子相互争辩的特征，从而呈现出“天泉证道”区别于“发生义”的又一重属性——— “追述义”。探析此“追述义”还须对之进一步明晰与定位。 关键词 天泉证道；追述义；发生义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０９－０８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良知学历史分化的义理分疏”（２０１２ＳＪＢ７２００１４）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程海霞，江苏射阳人，哲学博士，（扬州２２５０００）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１５２７年夏秋之交，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尝与弟子钱德洪、王龙溪论学越城天泉桥，阐发其致良知的核心命题——— “四句教”的具体内涵，史称“天泉证道”。此乃“天泉证道” 之“发生义”。目前学界对阳明晚年思想成熟形态所作的探究，大体皆以此为基点①。但若将研究的视域从阳明学移向阳明后学②， “天泉证道” 则是王学分化特别是当事人钱、王分歧的一个重要话题，而钱、王又是天泉证道的主要叙述者。在目前关于天泉证道的主要记载中，刊于１５５５—１５５６年的《传习录》（下）③ 与刊于１５６３年的《年谱》④是由钱德洪所编，而撰于１５７４年的《绪山钱君行状》⑤ 是由王龙溪撰写，刻于１５８７年的《天泉证道记》⑥是由龙溪门人根据龙溪口述而录成⑦。也就是说，钱、王的最早叙述与发生学意义的“天泉证道”相隔几十年之久⑧，而这几十年又是王门弟子论辩最为激烈的时期。在此意义上， “天泉证道” 在被叙述的同时，极易体现“争辩者的立场”。笔者将此“立场” 界定为“天泉证道”之“追述义”⑨。钱、王不尽相同的论述，或为这一“追述义”提供了文献佐证。依此构想，笔者不惮其烦，对上述材料进行一一比照，细析钱、王追述之异同以及产生这一异同的可能缘由，以期呈现“天泉证道” 在“追述义”上的可能图像。 为了论述之方便，本文将“天泉证道”分为“求证前”与“求证中”两个环节。 一、“求证前”的“追述义” １５２７年９月，阳明欲赴两广，起程前夕，在越城天泉桥上与弟子论学。事情起因于德洪与王畿的辩论，可以析为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龙溪为辩论的发起者。此在德洪与龙溪的论述中皆有明示。 第二，德洪所述表明：龙溪判四句教为“未是究竟话头”；龙溪所述表明： “权法” 与“定本”乃是其与德洪思想之差异所在。 根据前两条材料，德洪认为，龙溪判“四句教”为“此恐未是究竟话头”，德洪未尝提及自己关于四句教在权法与定法上的判定。 根据后两条材料来看，龙溪认为，阳明之学，以良知为宗，而四句教乃是权宜之教法。由此可以推想，在龙溪看来，宗旨与教法实相区别，宗旨为一，而教法可多。对于教法的“权宜”性，龙溪认为，主要体现在教与学两个方面：一方面阳明“立教随时，未可执定”；另一方面“学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宗旨与教法之差异、“定本”与“权法” 的分歧乃是由龙溪提出的，前者体现了龙溪对阳明思想的理解，后者体现了龙溪以“执定”判德洪的倾向。 第三，龙溪对四句教的“权法”性质作了揭示。德洪的追述重在强调龙溪区分出心意知物之“无善无恶”与“有善有恶” 两种观点，龙溪的追述重在强调自己的思维方式、“无善无恶” 与“至善”的会通以及对“著有”流弊的反对。 根据前两条材料，龙溪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四句教之“权法”性质：就正面而言，心之无善无恶就意味着意、知、物皆是无善无恶的；就反面而言，意有善恶，则心体亦有善恶存在。由此不难看出，德洪虽未明确述及“四有”、“四无”之概念，但是其所揭示的“四有”、“四无”的内涵则是明确的。从德洪的论述来看，龙溪所作论证的前提在于心意知物在善恶性质上具有一致性。 根据后两条材料，在以德洪判四句教为定本的基础上，龙溪作出了“未可执定”的判定，并给出了理由。龙溪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体用显微”“只是一路”、“只是一机”， “心意知物只是一事”。一般而言，心与知为体，意与物为用，而龙溪强调体即用、显即微，因此，“心意知物只是一事”。继而，龙溪指出“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那么意知物皆无善无恶。此处有一个“若悟得” 的前提。因此， “心意知物”之“无善无恶” 亦是悟得之境界。最后，龙溪又从意之“有善有恶” 推及心之“有善有恶”，从而显示四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