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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测度及其时空演化剖析 　　摘要 　　在政府强化环境绩效考核的当下，科学考察中国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时空演化规律，对于中国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采用2003―2014年中国大陆30个省、市和自治区数据，考虑废水、化学需氧量、工业废气和工业烟（粉）尘等非期望产出，构建SBMDEA超效率模型测算中国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水平。并基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对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时空演化格局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呈现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逐渐递减的地带性差异；②要素配置失衡导致资源投入效率存在“短板效应”，各区域表现出不同的资源投入松弛量空间分布状态、生态经济投入效益无法达到最优状态；③空间全局Morans I 指数证实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逐步由较强的空间集聚状态向较弱集聚状态转变；④GetisOrd Gi*指数结果表明，热点和次热点区域呈现出与生态经济投入效益较为一致的地带性分布；⑤重心移动轨迹曲折，东西往复摆动，表明中国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分布存在振荡演化趋势。这意味着：要重视省际间的经济联系，强化区域联动和产业分工，在结构转换的带动下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逐步引导企业成为科技研发投入的主体，使研发投入与产品和市场紧密结合，高层次人力资源，培养与企业需求相结合。延长热点区域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空间溢出半径，缩小生态经济投入效益冷热点区域之间的失衡；政府要建立规范化的治污投资效益评价体系加强治污投资资金的管理和监督，注重依靠市场化的手段将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推动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水平的不断提升。 　　关键词 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非期望产出；SBMDEA超效率模型；时空演化 　　中图分类号 F1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11-0010-11 DOI：10.12062/cpre 　　近年来，中国不少地区雾霾天气频发，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同期由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联合发布的环境报告中指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只有不到1%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到了7个[1]。中国作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资源粗放式利用、污染物肆意排放与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并在不同地区间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2]。传统的资源环境经济学更多的是从资源稀缺配置的视角研究如何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外部性的影响，不少学者对污染物排放和资源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并得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3-5]。但是这些文献大都假定本地的资源投入和污染排放与邻近地区没有关系，即没有考虑到空间的因素。根据美国地理学家Tobler在1970年提出的“地理学第一定律”中所指出的：Everything is related to everything else， but near things are more related than distant things[6]，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资源投入和生态环境所存在的差异性必定与它们的地理位置和空间关系相关，临近地区间有较强的相互影响并不断地演化，既存在空间异质性（spatial heterogeneity），也存在空间相关性（spatial correlation）和集聚（clustering）分布。 　　党的十八大首提“美丽中国”、将生态文明纳入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6年12月12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部、中央组织部制定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中，资源利用权重占29.3%，环境治理权重占16.5%，环境质量权重占19.3%，生态保护指标权重占16.5%，增长质量权重占9.2%，绿色生活权重占9.2%。其中GDP增长质量权重不到资源利用、环境质量权重的一半，占全部考核权重不到10%。中国未来发展政策的制定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不仅要为经济发展留有适当空间，更要以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为终极目标。基于此，本文选择能够同时反映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状况的“生态经济投入效益”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时空演化格局，并在此基础上揭示相应的政策含义，具有必要性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相关研究述评；第二部分为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第三部分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DEA超效率模型对中国区域生态经济投入效益进行测算，并从空间经济学视角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给出结论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1 相关研究述评 　　“经济和生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生态遭到破坏的世界里不可能有福利和财富”[7]。如果忽视经济活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