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比较剖析.docVIP

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比较剖析 　　摘要： 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不同，使中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基础上表现出巨大差异。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根源于中国古代哲人对天命论、人性论和义利观的探究；新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内容庞杂，但体系明显，体现在公民观念、共和精神、自由平等思想、神学思想，以及“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等学说中。比较与探析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对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确定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 中西方； 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2-0094-04 　　受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制度的影响，不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存在明显不同。这是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目标、内容产生差异的根源之一。对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进行对比探究，对深入分析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和主要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分析 　　从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有着鲜明的本土理论特色，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则具有明显的外来先进思想的烙印。 　　（一）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探究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经济背景下产生的本土理论，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天命论、人性论和义利观等三个方面。 　　1. 天命论与等级观念。早在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初期的夏朝，奴隶主就开始用“天命”来论证其进行政治统治的“合天理性”，“有夏服（受）天命”（《尚书·召诰》），借助宗教维护统治。商朝时统治者把巫术与宗教相结合，作为政治统治的主要手段。周朝统治者用“天命”来论证商灭与其取而代之的合理性，“天命靡常”（《经诗·大雅·文王》），“非我小国敢伐殷命，惟天不畀” （《尚书·多士》）。春秋末期，孔子将夏商周三代进行思想政治控制的经验理论化系统化为天命论和等级观念，他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颜渊》），才能名正言顺，提出要“畏天命”等，主张天与地上的人君一样有意志，能赏善罚恶，能决定社会的治乱兴衰。西汉初期，董仲舒从适应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出发，把先秦儒家思想神学化，建立了“天人感应”理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经董仲舒论证后提出的神权、君权、族权、夫权，不仅为我国的封建统治奠定了神学化的理论基础，也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 　　2. 人性论。关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依据和原因分析，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一般都是从人性论出发寻找根源的。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者认为，人性本善，每个人都有天生的“良知”，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滕文公上》），但受外界影响，不少人会丧失天生的善良本性，所以他主张通过实施教育，才能恢复人的善良本性。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性恶》）”，故而必须重视教育，改变人的好利本性。董仲舒把人性分为类：“圣人之性”、“斗笠之性”和“中民之性”，前者为善，不需教育，中者为恶，是很难通过教育转化为善的，后者可善可恶，是需要教育的。作为董仲舒“性三品”论的反对者，杨雄认为“人之性，善恶混，修善则为善人，修恶则为恶人”（《法言·修身》），强调了修身养性在人性发展中的决定意义。 　　3. 义利观。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义与利之辩的问题，是贯彻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三大主题之一。早在春秋时期，中国的思想家就意识到物质利益在道德观念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萌发了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管子提出“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 墨子认为物质利益是道德的核心，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下》），荀子认为物质欲望与道德品质并不矛盾，“义与利者，人之所两存也”（《荀子·大略》）。当然，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认为道德比物质利益更重要。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利”（《论语·里仁》），孟子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思想，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将其思想发展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记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更将这种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在颠倒道德与物质利益关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二）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分析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新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