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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构建问题剖析 　　摘要：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村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而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有赖于健全的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建立。公共选择理论直接民主制中的“用手投票”“用脚投票”以及代议制民主中的利益集团理论等为农民表达公共产品需求个人偏好和集体偏好提供了有益指导。目前，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理论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实践过程中存在着文本与现实的悖离。文章基于相关分析，在借鉴其理论基础上，提出要建立“农民参与、政府主导、非政府组织协助”三维一体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用手投票”;“用脚投票”;机制建构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4-0071-05 　　作者简介：王敏（1987-），男，陕西商洛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农业经济师，政府经济学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农业经济与基层政府治理;聂应德（1958-），男，四川邻水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经济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市场不能提供或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的产品或服务，既包括纯公共产品也包括准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1]按此理解，农村公共产品具有双重性：一是具有公共产品的共性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二是又要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的需要。因此，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对于农业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农村的和谐安定有序发展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从公共产品供给实际情况看，既往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使农村生产生活落后面貌有了明显改善，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供不合求，使用效率不高等。深究其因，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农村居民不能通过有效的渠道表达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致使农民俨然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被动的接受者和需求中的冷漠表达者。此外，要进一步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2]的要求，加快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就成了各级地方和基层政府不可回避的重大议题，而这些公共产品的充分、有效供给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农村居民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偏好表达机制的形成。 　　近年来，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背景下，国内众多学者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从研究的现状来看，已有的研究更多是围绕效率和公平两大视角展开的，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问题为依据，重点从宏观的维度，探讨了农村公共产品供求制度安排、制度变化与供求平衡之间的关系，而对农村居民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研究则相对不足，运用公共选择理论探讨需求偏好表达的则极少。这里仅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与此相关的、存在的问题略作梳理分析。 　　对于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表达与供给结构失衡关系的研究。王卫星（2014）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结构性失衡和产品投入――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农村公共产品（服务）标准化的缺失，还因为缺乏完善的表达沟通机制。[3]邸焕双（2014）也指出，我国长期以来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农民需求表达机制的不完善等，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不应求与供不合求并存的情况，既不能很好的满足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也大大影响了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推进。[4] 　　对于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的现状的研究。李义波（2004）以湖北省荆州市J镇为研究个案，发现农民对基本性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主要集中于像社区秩序、农基设施、社区道路交通等方面，而对非基本性公共产品需求则相对较低;在促进社区发展方面，与对基本性公共产品的重要性开始下降相比，居民对非基本性公共产品的偏好程度却有所提高。[5]匡远配、汪三贵（2005）在对西北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结构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在全国范围内（贫困地区也不例外），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与服务性公共产品需求相比，有一种前者正在朝后者过渡的趋势。[6]夏玉珍、杨永伟（2014）对湖北省12个城乡区域1126户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表达上存在供给不足、供给偏差;需求表达上存在需求淡漠。[7] 　　关于公共产品需求偏好机制的建构。于建嵘（2002）提出对于农村性事务，应当在国家的法律规制下，实现农村居民广泛参与地方自治。主张充实和加强村级自治组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中介组织;开放农会等农民利益代表组织等具体措施，激发基层社会的活力，使村民更有效地表达对公共产品的需求。[8]刘卫、谭宁（2008）提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矛盾，要从建立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入手，提出了农村公共产品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