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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箴体文剖析 　　[摘要]箴是一种古老的文体，产生于西周初年。这种文体成立的基础是所谓“官箴王阙”，是古代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箴的标准文本是从周初流传下来的《虞人之箴》。从那时以来到晚清，除战国时期一度“委绝”，代不乏作者。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箴体文由官箴发展为私箴，进而出现君箴。箴本是使用范围很小的应用文体，但从汉代扬雄开始，经六朝而至唐代，著名的箴体作品，大多出于文学家之手，他们往往把文学方法用于箴文写作，遂使箴体文获得浓厚的文学性，足有可观者。 　　[关键词]箴体文；官箴王阙；文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9)04-0054-06 　　 　　箴是古代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的名称来源于“箴”这个字的基本词义。箴就是针，也作缄，是一个字的三种不同写法，用竹子制的写作“箴”，用金属制的写作“针”或“铖”，是古代防病治病用的工具。由防病治病义，通过比喻，引申为对人的缺点、过错进行告诫，于是便有了规谏义。因此，刘勰《文心雕龙?铭箴》把箴界定为：“箴，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攻疾防患”是本义，“喻针石也”即指引申的规谏义，是对文体意义的解释。宋代王应麟《词学指南》说得更明确：“箴者，谏诲之词，若针之疗疾。”从性质说，箴属于实用文体；而从用韵与否分，则属于六朝时期文的范围，《文心雕龙》就把它排在“杂文”之前，与诗、赋、颂、赞等同类。东汉胡广编辑《百官箴》时，就认为扬雄、崔驷、崔瑗等人的箴作“文甚典美”，有文学性，有可读性。 　　箴作为一种文章体裁，源远流长。这种文体最古老的文本是《虞人之箴》，产生于西周初年。《春秋左传?襄公四年》载：“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日：‘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田猎)兽，忘其国恤，而思其扈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辛甲何许人也?《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刘向《别录》云：“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这说明，辛甲为周太史，鉴于商纣灭国的教训，帮助文、武王建立纳谏制度，要求百官“箴王阙”，进谏言。当时的“百官箴”大约到春秋时尚有留存，因此晋大夫魏绛才引用《虞人之箴》谏诫晋悼公好猎。《虞人之箴》是一篇完整的箴体文，体式上，四言用韵，篇末表明官职所司；内容上述史事以寓讽喻告诫之意。刘勰说它“体义备焉”。箴作为一种文体，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曾出现了三大类型：官箴、私箴、君箴。 　　 　　一、扬雄与官箴的复兴 　　 　　周初由“官箴王阙”而产生的箴这种文体，应该说是当时天子纳谏听政的产物。随着周天子统治的衰微，纳谏制度的破坏，“官箴王阙”也就成了历史佳话。刘勰对此作了简洁的概括：“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降讽君于后羿，楚子训民于‘在勤’。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文心雕龙》)既然如此，那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历史上长期“委绝”的箴体文又会在扬雄手里得到复兴呢?这就不能不归结于西汉政权在成、哀、平诸帝时期的状况和扬雄辞赋观的变化。 　　扬雄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辞赋家。作为儒学思想家，他崇尚“真儒”，认为“如用真儒，无敌于天下”(《诸子集成，法言》)。他所谓的“真儒”与汉代老于章句的世俗之儒相对，因此他的儒学研究带有反世俗潮流的性质。《汉书?扬雄传》云：“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在汉代经学走向繁琐的字句训诂，“一经说至百余万字”的时代，扬雄能够“不为章句”之学，而注重儒学思想的融会贯通，是难能可贵的。这种反潮流精神也反映在辞赋创作上。扬雄的辞赋观，有早期与晚期之分。扬雄早年喜爱司马相如赋的“弘丽温雅”，“每作赋，常拟之为式”。但他没有停留在因袭司马相如的水平上，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突破了司马相如赋的模式，从儒家重教化讽喻的文学观出发，注重现实，针砭时弊，加强了辞赋的讽刺批判精神。当扬雄于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42岁游京师，以善辞赋入仕时，西汉政权已开始走向崩溃，土地兼并日烈，农村经济破坏，民不聊生，四处流浪；汉成帝荒淫无度，好游、好酒、好色，致使外戚持政，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一个以经世致用的“真儒”为人生目标的思想家，面对如此的社会现实，扬雄不会无动于衷。当他侍从成帝郊祠甘泉泰畴、汾阴后土，游介山，羽猎归来后，先后作《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奏上。这4篇大赋在形式上虽然没有完全突破铺张扬厉、弘丽温雅的体制，但在立意上则有别于“曲终奏雅”的定制，而侧重于讽谏。四大赋的序都对创作宗旨作了说明，《河东赋序》批评成帝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劝令(成帝)自兴至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