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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译诗理论及实践剖析 　　摘要:卞之琳是我国著名诗人、翻译家。他辨证地吸取传统的翻译理论,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提出了“信”、“似”、“译”的翻译思想。他指出翻译不仅要忠于内容,而且要忠于形式;翻译就是“译”,不该是“创作”。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以顿代步”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卞之琳;“信”、“似”、“译”;“以顿代步”;诗歌翻译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卞之琳的诗歌创作与翻译同步开始,并经历了从开始到探索,从成熟到高峰的阶段。在仔细研究前人诗歌翻译的实践以及中国白话文的特点之后,卞之琳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翻译理论及策略来保留原文的内容和形式,并且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很好地进行了验证。 　　 　　一、翻译思想――“信”、“似”、“译” 　　 　　我国翻译界一直存在着“信、达、雅”,“神似”与“形似”,“直译”与“意译”之争。“信、达、雅”说源自严复的译作《天演论》中的“译例言”。严复在此书中感叹译事有三难,即“信、达、雅”,逐渐被人们尊为翻译标准。有些翻译家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了不同的翻译标准,如“神似”“形似”翻译标准。傅雷在其所译巴尔扎克长篇小说《高老头》的序言中把翻译比做临画,提出“舍形求神”这一艺术主张即“神似”说,受到我国译界、特别是译学研究中文艺学派的极大推崇。“神似”“形似”说是继“信、达、雅”翻译标准之后引起译界争论的另一热点所在。直译和意译是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两种基本的翻译方法。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直译派和以梁实秋、赵景深为代表的意译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把“直译”“意译”之争推向了高潮。 　　但是,对于文学翻译,特别是对于诗歌翻译,等同地对待“信、达、雅”或是追求原作以外某种独立存在的“雅”,全都是不可取的。卞先生早在西南联大授课时就强调,就译诗而论,应该“破‘信达雅’说、‘神似形似’说、‘直译意译’说”,后来在评论我国新时期的译诗成就时又指出“‘信、达、雅’教条的无稽,‘直译’、‘意译’争论的无谓”,谈论何其芳译诗时再一次重申“反对讲‘信达雅’分‘直译’、‘意译’、‘形似’、‘神似’”。 十年来有关翻译理论与实践卯现实已经证明,卞之琳译诗主张在破和立的两个侧面,意义回样重大。卞先生的译诗主张是,从“信达雅”之说中独取一个以忠实再现为其内涵的“信”字,撤开“形似”、“神似”无谓的争论而追求一个 “似”字,不纠缠“直译”、“意译”而提倡一个“译”字,对原文作“亦步亦趋”的翻译,也就是以新的语言准确地再现原作的语言形式,以营造相应的情境和意象,尽可能完整地传达原作所传达的思想感情或信息。所以,卞先生的主张似乎可以概括为:“亦步亦趋,刻意求似,以似致信。” 　　很多翻译家都谈过对理想译文的理解,卞之琳也不例外,他说:“我一直主张文学翻译不但要忠于内容,而且要忠于形式,诗译了要注明原诗是什么形式(是自由诗,是格律诗,用什么样的格律),特别是在译不出原诗形式的场合”[1](P192)。卞之琳就是秉着这样一个原则进行翻译实践。比如,在翻译奥登的《名人志》时,在注解中卞之琳就写明了“这是一首变体十四行诗,每行抑扬格五音步,前八行角韵排列为ababcdcd,后六行为efggfe,译文以同数顿相应,押韵照原式。”[2](P159) 　　自从卞之琳提出了“以似致信”的主张,不论是否被普遍意识到,已经为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 　　 　　二、翻译策略――“以顿代步” 　　 　　格式和节奏一直是卞之琳翻译艺术中的重点。在卞之琳看来,形似,而后神似,得形方可传神。真正的诗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艺术。但汉语中没有音步,卞之琳便根据现代汉语规律性特点,设计了他的新诗格律:以一定数的顿建行,以一定数的行建节;节内各行顿数相同或作有规律的变化,行与行之间按一定的韵式押韵或无韵。卞之琳的“亦步亦趋”可以概括成四条:一是以五音顿模拟五音步,二是尽可能行数相等,三是尽可能对行翻译,四是尽可能在原处“跨行”。 　　卞之琳对翻译技巧的重视,从《英国诗选》的序言当中可窥见一斑,其中写道:“最难自然是翻译西方格律诗。韵式可以相同或相似,音律只能相应。英语格律诗每行数音部,按轻重音分抑扬格(最常用)、扬抑格、抑抑扬格、扬抑抑格等。我们用语体(现代白话)来翻译格律诗,就不能象文言诗一样,象法文诗一样,讲音节(单字)数,只能象英文诗一样,讲‘顿’数或‘音组’数(一音节一顿就不便说‘音组’了),但是不能象英文诗一样排固定的轻重音位置。这也就是相应。”[2](P4) 袁可嘉在论述卞之琳对新诗艺术的贡献时也说:“新诗格律化和体式多样化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此中的功力和成就是令人瞩目的。”[3](P15) 　　卞之琳等前辈说过:“以顿为节奏单位既符合我国古典诗歌和民歌的传统,又适应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