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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榷酒制度初析 　　【摘 要】榷酤是古代禁酒的术语。榷酤允许酿酤，但不是放任自由的形式酿造，而是由国家控制酒的生产和流通领域，禁止一切非官府允许之外的酿酤行为。这样官府便可以独享榷酤之利。 　　【关键词】官榷制；买扑制度；特许酒户制 　　纵观中国古代的酒政史，统治阶级对酒的生产和销售政策有三种：禁酒、榷酒和税酒。榷酒类似于现在的酒类专卖政策。学者们公认中国古代榷酒制度是从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二月，由桑弘羊倡导实行。北宋建立后，宋太祖于建隆二年“班……货造酒曲律”，这是北宋政府统一管理酒、曲的最初尝试。由于当时处在战争年代，南北没有统一，北宋政府对各地的酒类产销没有进行统一管理。陈傅良说：“国初诸路未尽禁酒”[1]，指的就是当时的情况。淳化五年，太宗“诏征天下酒榷” [2]，景德四年宋真宗“令计司将榷酤之法立为永式” [3]。 　　一、官榷制 　　宋初承唐末五代之法，有的地方实行榷曲制。官设“曲院”，酒户从曲院买曲酿酒，官府垄断造曲，而不禁民酿酒出售，此为榷曲。既禁民造曲，又禁酿酒出售，由官设“酒务”造曲酿酒，酒户只能从酒务批发酒零售，实施官榷法，被称为榷酒。 　　北宋政府于成立之初，便在各州、府县城中设立酒务，专管酿酒、卖酒。县下设数量不等的坊场，即酒坊酒场，酿卖各种酒类同时还兼收各辖区的酒税。北宋四京均设曲院，以垄断造曲来控制民营酒业从中取利，规模以东京开封府为最大。东京都曲院年课额在四十万贯左右，其他曲院的规模相对要小，年课税额也少，如南京应天府曲院年课额只有“三万余贯”[4]。“先是诸州官榷酒酤，官物不足以充用，多赋予民，兹为烦扰。”[5]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在官营酒业之初就已经弊端丛生了。朝廷虽有禁令，但此类事件还是常有发生。酿酒时，常有“酝齐不良，酒多?薄”[6]，就是用偷工减料，压低成本，提高利润，使得酒的味道变淡。所以官府下令：“诸州，军酒务委监官亲视兵匠，尽料酝酿，其有酸败不任酤者，官吏悉均偿之”。[7]酒酿好后，销售中最为严重的是强制抑配问题，“至课民婚葬，量户大小令酤，民甚被其害”。 　　政和二年（1112年），江浙发运副使董正尉看到“润州都酒务累年亏欠，因监管李邈乞添置比较务，连岁每年（增）务钱二万余贯，累被赏典。”便奏请：“欲望本路将杭州都酒务分作三处，更置比较务二所，不消增添官吏、兵匠，所贵易于检查，可以增羡，少助岁（钱）。如蒙施行，其本路州军并乞添置比较务。” [8]朝廷同意。 　　二、买扑制度 　　宋代的买扑制度也称为扑买等。结合宋代买扑的历史进程来看，宋代买扑是指特定的人群自愿通过经济手段方式，向宋代政府缴纳一定数额的钱物后，从政府手中买断一定时限、一定地域范围之内的某些经济领域的独占权经营权或某些经济领域的产权，再与政府分担役法分担役法困难或优化财政收支的同时并分利双赢的经济现象。买扑这种形式不是从宋代开始的，但是从宋代开始广泛使用。 　　1、北宋买扑制度的分类，纵观北宋的买扑经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城镇酒务的承包买扑。如南京应天府，天禧三年（1019年）以前，“酒曲课利，元（原）是百姓五户买扑，最高年额三万余贯。趁办不前，已两户破竭尽家产，只勒三户管认，累诉三司。” [9] 　　（2）酒曲场务的买扑。宋代对于一些偏僻的地区，官府的酒曲场务也卖给民户经营，否则，这些酒店恐怕难以维持最基本的收支平衡。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三月诏：“诸处酒曲场务止得约造一年，合使酒曲交与后界。如于一年外多造，并即纳官。若将不堪使用酒曲交与后界者，并仰毁弃，仍堪罪以闻。……至是，因小民买扑场务有启幸而兴讼者，开封府引是敕以闻，故申明之。” [10] 　　（3）坊场主要是指县以下地区的酒坊、酒场，或者称为场务、场店。宋代买扑坊场是在五代十国主要是吴越地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数量很大，每县有几所至几十所不等，有的地处偏僻，所谓“乡村道店有场务处”，总计“两浙坊场有一千三百三十四所” [11]，而“天下坊场三万一千余处”[12]。 　　2、北宋买扑制度的特点 　　（1）普遍化。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全面榷酒开始不久，官营的腐败就相当严重了。朝廷知其弊，使下诏，把酒务、坊场大批卖扑与民。但是由于官营弊端严重、买扑经营一直在曲折发展着，到熙宁五年二月，才下诏“遍卖天下酒场”，出现前所未有的酒业买扑经营局面。它在宋代榷酒体系中占居着重要的位置，有间接专卖的属性。其经营方式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竞争规律，而能在当时酒业经营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2）形式多样化。由于形式所迫，朝廷放宽政策，允许多种类型买扑经营的并存，增加了经营的灵活性，这也是官府商品经济意识有所加强的结果。这个特点在南宋更加明显。 　　（3）实封投状。尽管官府利用商人的侥幸投机心理，乘机抬高课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