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审判权的理配置与控辩平衡的.docVIP

PAGE 论刑事审判权的合理配置与控辩平衡的 实现 余丹 控辩平衡是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重要问题，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比旧的《刑事诉讼法》改进的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大大改善了控辩失衡的问题，由职权主义转型，逐渐具备了当事人主义的雏形。控辩平衡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具备十分重要的意义：（1）法官能够在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中更加清楚地查明事实的真相；（2）控辩双方平等的、理性的对话能够保证最终的结果是一种能够被双方都接受的正义；（3）保证控辩双方权利的平衡实际上也是对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种限制，为其设定边界，防止其无限度扩张；（4）赋予被告人与公诉人平等的权利实际上也是改善我国人权状况的必由之路。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刑事诉讼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是侦控机关的“独角戏”，从庭审程序上来看，超过90%的一审刑事案件都适用了被告人认罪的简化审程序，被告人在庭审过程中的所谓自我辩护大部分就是认罪以及在最后请求法院宽大处理；从审理结果上来看，在我院2009年审理的一审刑事案件中，2009年改变公诉机关定性案件共10件，公诉机关撤回起诉案件3件，共占所有一审公诉案件的0.54%。基本上是按照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来定罪，量刑也基本上没有超出公诉机关的建议量刑权范围。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公诉机关具备较为专业的法律知识，实施侦控措施又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较为有力；另外一个方面也体现出辩方力量在刑事诉讼中体现的作用之轻微。 一、控辩失衡的主要原因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失衡的现状可以说有很多的原因，跟我国的法律传统、社会转型期的刑事政策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控辩双方整体地位失衡 对于这个问题，有许多学者将其归咎于目前饱受诟病的法律监督制度，认为法律监督制度源于我国对前苏联司法制度的生硬移植，检察机关由于拥有法律监督权而使其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与辩护方在诉讼中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法律监督制度和我国对抗制的庭审改革方向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 参见倪德锋、孟昊：《论刑事庭审法律监督与庭审方式改革的冲突》，载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9 参见倪德锋、孟昊：《论刑事庭审法律监督与庭审方式改革的冲突》，载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第47页。 1.法官的心理因素。由于我国的法律传统中未确立人权保护的理念，且长久以来将打击犯罪作为公检法的一项基本任务，因此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法官很容易便在心理上同公诉方站在了同一战线。虽然当前我国法官的中立意识已经逐渐强化，但是仍然难免存有一些追诉的观念。 2.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根据国际惯例，“检察机关不是法官而是诉讼当事人，是刑事诉讼中的原告。” [法] [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着，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谢佑平，万毅：《理想与现实：控辩平等的宏观考察》，载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63页。 3.法检之间的关系。《刑事诉讼法》第七条也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的时候应当“互相配合”，这一规定也使得审判机关与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和与辩方的关系存在了“亲疏”之分。因此，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难以达成平衡。 （二）控辩双方参与诉讼的权利不均等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控方享有完全的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 这里所谓的“控方”包括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这两个承担追诉职能的机关。由于控方的这项权力，使之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强势地位。被告人被限制或者剥夺了人身自由之后，不论是在心理上还是防御能力上都较为弱势。而且根据我国目前的有关于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定，在刑事案件进入审判阶段之前，控方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这一权力基本上是没有限制的。 2.控辩双方取证权利不对等 首先，被告人一般被限制或者剥夺了人身自由，取证几乎不可能。其次，辩护律师的取证权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而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时，需要“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取证时，还需要“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而在调查取证的时间上，辩护律师全面调查、取证的时间始于案件侦查终结提起公诉时，大大滞后于控方。 梁天宁：《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控辩庭审模式与检察机关职能的法律冲突》，载于《当代法学》1998年第3期，第30页。 3.控辩双方庭审权利不平等 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庭审细节的规定上，比如根据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辩护人向被告人发问应经审判长许可，而公诉人讯问被告人没有此项限制。又根据第一百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