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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租房短缺及增量路径剖析 　　居住权不仅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随着我国住房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逐渐凸显。然而，由于廉租房的存量有限，供需严重失衡。住房保障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增加廉租房供给不能仅依靠政府的投入，更要运用优惠政策的驱动力，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多渠道开辟房源。 　　[关键词]廉租房；低收入群体；民间资本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11-0189-04 　　王国林(1956―)，男，浙江林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浙江临安 311300) 　　 　　我国社会转型以后，市场的力量逐渐被强化，住房领域也是如此，政府曾一度将解决居住问题交给市场，但市场化后房价日益高企，使得越来越多的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市场在解决保障房问题时失去效力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2007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把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职责， 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用很大篇幅阐述民生问题，廉租房为其中之一。我们必须形成居住权理念，多渠道提供房源，尽快落实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增进社会和谐。 　　 　　一、廉租房供需失衡的现实观察 　　 　　我国廉租房供给才刚刚开始，尚不能全部覆盖低保户，因此部分低收入群体和其他没有实力购房的群体，只能租赁民房。我国的城市化正在加速，如果不加大廉租房的供给，缺口将会进一步扩大，给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以浙江省临安市为例，廉租房政策从2007年开始落实，安排实物配租7户，租金补贴90户。2008年现房增加25套，到2010年计划建成5 000平方米，约100套。房源主要来自公房的回收和经济适用房的配套建设，但此数量只能局限于低保户范围。按照浙江省规划，廉租房要扩面，2008年比上年低保线上浮40%，2009年再上浮70%，2010年上升100%。在扩面范围内的低收入群体将无房可供，取而代之的是租金补贴。《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规定，“东部2008年扩大到低收入住房困难户”，落实的方式将是补贴。浙江省临安市位于沿海发达地区，是全国“百强”县之一，政府对廉租房比较重视，但仍然是供不应求。 　　在2008年的两会上，九三学社中央提交的关于落实廉租房保障的提案指出，据统计，截至2007年11月底，全国所有城市及91.8%的县全部出台建立廉租住房制度文件，只有80.2万家庭得到廉租住房保障，而目前我国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达400万户，加上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将有1 000万户需要廉租房。[1]可见，目前解决困难家庭住房问题的难度相当大。 　　由于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数量有限，目前与未来一段时间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民房将承担供房的主角，但随着城市改造和城市化外延的拓展，这两种房源将逐渐减少，住房供求矛盾将更加突出。 　　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建造大量的保障房以保证困难家庭的居住问题。1990年欧盟15国租赁房占住房的平均比例为44%；2004年的伦敦新规划中，要求中心区新增房屋的1/4为可负担的廉租房；法国政府曾出台政策，要求全国所有市镇必须保证20%以上的住房为廉租房，否则将受处罚；新加坡实施由国家为全民全面提供公共住房的政策，87.6%的家庭住公房，其中8.6%住廉租房；[2]香港地区截止1993年累计建公房83万个住宅单位，约占全港住房总量的45.5%以上，49%的人居住于政府公房。[3]推行住房私有化后，政府公房向私人出售，至2005年9月底，31%的人仍住在公房里，租住公房单位的数目为71.7万个，占全港房屋总数的29.1%。[4]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居民的经济实力更弱，对廉租房的需求更大。通过对浙江省临安市830多位下岗工人的调查，我们发现很多工人寄居在设施不全的民房里，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外来农民工也命运相同，三个群体的廉租房需求量很大。 　　下岗工人中一些有房产的，因改制入股交钱、子女上大学交费等原因以卖房的方式应急，甚至还有的为生计而卖房，为创业筹资而卖房，结果也无房了。他们如果靠市场配置是不可能重新拥有住房的。还有很多年龄偏大，没有文化技能优势，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根本无力买房。刚就业的青年底子薄，缺乏购房实力，却面临结婚生育的人生环节，因此也需要廉租房过渡。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加快，2010年将有1.9亿农村富余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2020年前城市化水平如果达到65%，城市人口要超过9亿。[5]巨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目前廉租房只面向城市户口，没有包括外来农民工，按照公平原则理应涵盖这一群体。若将农民工计算在内，我国廉租房的缺口将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