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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资源型国有企业利润上缴问题及制度重构剖析 　　摘要：目前，我国资源型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制度存在“统一尺度”无法体现企业独立决策的优势、缺乏差异化的固定上缴会导致市场低效、政府过度干预或将弱化市场的创新与激励、企业统一提高上缴比例未能反映各资源型行业的差异和特色、政策的路径依赖导致财政绩效难以提高等问题。进一步完善我国资源型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制度，应兼顾财政政策绩效和股东财富最大化，加快资源型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制度的顶层设计，推进资源型国有企业“租一税一费一利”的全面改革。 　　关键词：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资源型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制度 　　中图分类号：F2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5）05-0016-05 　　国有企业利润上缴问题由于涉及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少，还关系到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资源型国有企业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国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分享了自然资源全部或部分经营权、处置权及收益权，这类企业利润上缴问题与一般性的国有企业相比则更复杂而多维。一般性国有企业利润上缴问题考虑的重点在于企业的垄断程度、国有资本的价值及其必要的报酬率、国有股的股本份额等因素，而资源型国有企业，则需从财政宏观调控的视域出发研究其收益分配问题，以实现国有资本收益在各级政府及广大纳税人、资源型国有企业等诸多社会组成之间的资源配置，以利于该类型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梳理近年来国有企业尤其是资源型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及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分析当前资源型国有企业收益分配的缺陷和不足，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优化路径和制度重构的对策建议十分必要。 　　一、我国资源型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制度的阶段演进 　　（一）统收统支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确立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国有资本在国有企业中以税、费、利等多种形式实现收益，一直以来都是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的利润几乎要全额上缴，该阶段被称为国有企业利润“统收统支”阶段。尽管在该阶段存在个别时期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企业奖励基金、职工福利基金等进行一定比例的利润留存，但留存比例一般较低，且企业缺乏对这些利润留存的自主支配权。 　　（二）放权让利阶段 　　改革开放后，为释放国有企业经营活力，国家逐渐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被称为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的“放权让利”阶段。以财政部为主的政府部门通过采取企业基金制、利润留成制、两步“利改税”及税利分流等措施，改变了国有企业“政府生产车间”的职能，使国有企业逐步向自主决策的市场经济行为主体转变。但由于处于改革探索阶段，该时期的部分改革措施难免存在失效、低效，进而引致改革成本居高的情况。 　　（三）全部留存阶段 　　随着党的十四大提出推进国有企业逐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决定，政府开始侧重通过税收手段分配国有资本收益，允许国有企业留存税后利润，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国有企业利润“全部留存”阶段。进入21世纪后，国有企业因拥有大量利润用于投入再生产，发展进入“快车道”，国有经济的“蛋糕”也逐渐做大，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在2007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与此同时，有关“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的争论也愈发激烈，改革国有企业收益分配制度、重新恢复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推动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实现国有企业真正为全民服务的呼声越来越高。 　　（四）分类上缴阶段 　　2007年12月，财政部联合国资委颁布《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恢复了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制度，主要面向中央企业开始试点，并实行利润分类上缴政策，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进入“分类上缴”的新阶段。2010年12月和2014年4月财政部又分别发布《关于完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的通知》。上述三项关于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制度的改革措施对中央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变动的影响如表1所示。 　　在2007年实行国有（中央）企业利润分类上缴政策之前，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制度并未进行明确的行业或类别区分，资源型国有企业和其他国有企业共同经历了以利润上缴为主要形式的收益制度改革，并在这种制度变迁中逐步释放活力，增强自主权，企业的生产规模和经营绩效不断提升。2007年，《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出台，资源型企业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铝业公司等分别被划为第一类或第二类企业开始上缴10%和5%利润，并且经过2010年和2014年的两次调整后，这一比例分别上升到20%和15%。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比例提高到30%，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