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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贿赂入罪浅述 　　【摘要】性贿赂行为伴随着贪污贿赂犯罪急剧增多而频繁出现在人们视野。近来呼吁将这种行为上升为犯罪来对待的呼声很高。文章认为将性贿赂入罪必须在理论上和实务上引起重视，并从犯罪特征、贿赂侦查、道德人权等方面阐述了性贿赂入罪的必要性。 　　【关键词】性贿赂入罪；犯罪特征；贿赂侦查；道德人权 　　 　　贿赂犯罪一直以来都被世界各国作为职务犯罪进行打击，但关于贿赂的范围各国在立法上和理论上却有很大的争议。性贿赂是否入罪一直备受争议。历史上的四大美女西施、貂蝉都不免有性贿赂的嫌疑。在2005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最高检原副检察长赵登举语出惊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办的省部级干部大案中，几乎每人都有情妇，“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相当普遍”。2006年“两会”期间的一组数据虽然遭到质疑，但人们心底也不能不泛起一丝凉意。据有关媒体的调查,目前领导干部腐败60%以上都跟“包二奶”有关，而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的人都有“情妇”[1]。一方面是刑法学界对“性贿赂”是否入罪的激烈争论，另外一方面却是生活中愈演愈烈的“性贿赂”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当前贿赂犯罪形式日趋多样化，较之传统的贿赂犯罪已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对非财产性的贿赂诸如性贿赂是否能认定为犯罪并受到刑法的调控我们应该要以与时俱进的目光来审视，要基于当下我国的社会形势来作出正确的研判。 　　 　　一、“性贿赂”不应入罪的观点 　　 　　所谓“性贿赂”，是指以异性向对方行贿，给对方提供性服务，使对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给予某种好处或利益，从而谋取利益和实现某种目的。对于性贿赂是否入罪一直以来存在两种观点。 　　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1）有违刑法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2]。性贿赂可能侵害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廉洁性，也可能仅仅是一般的道德失泛，而两害相侵取其轻可为犯罪或非罪时须体现刑法谦抑性，不纳入犯罪看待，而采用其他调整。将性贿赂纳入刑罚体系，就会加重对非法性交易行为的惩罚力度，这违背刑法的谦抑原则，破坏刑法的均衡性。（2）从操作层面上分析，性贿赂取证困难，无法量刑。现行刑法也未摆脱“计赃定罪”的原则，所以性贿赂作为不可量化的利益不属于贿赂的外延范围。性贿赂查处困难重重。（3）从道德层面上，性贿赂不应入罪。性贿赂属于到的调整的范畴。（4）现有刑法可以对性贿赂行为进行规范。包含性贿赂情节的贿赂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必然伴随着严重的其他犯罪。如滥用职权罪、介绍卖淫罪等。（5）“性贿赂”本身将性行为一种商品和工具。性具有人身属性，将性定位贿赂的范围是对妇女地位的贬低。 　　 　　二、性贿赂入罪的辨析 　　 　　笔者认为否定说的观点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贿赂财物的范围界定上，主要坚持“财物说”和“财物与财产性利益说”。贿赂财物的范围仅仅是指金钱和物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新型贿赂形式的出现，贿赂从收受金钱和物品扩展到收取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是一种对财物的扩大解释，它将无形财产纳入贿赂的调整范围。比如债务的免除等债权纳入了贿赂的范围。从2007年7月8日两高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收受干股、低买高卖、挂名领薪等行为归为贿赂。但是我国对于贿赂财物范围的理解始终未突破物质性利益的界限。理论上“利益需要说”尚未成为主流。早在2001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赵平女士就曾提出刑法应增设“性贿赂罪”的议案。但议案因为“理论探讨不够，时机不成熟”而被搁置。既然立法要求理论先行，就有必要阐述性贿赂应当入罪的观点。 　　1．“性贿赂”具有犯罪的实质特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完全具有纳入刑法调整的必要。贝卡利亚说过：“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一项行为成为犯罪必须具备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其中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的最基本特征，它决定了其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事实上任何一种行为都不可能优先具备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而当某种行为具备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时，其会推动刑法的修改或解释，该行为便具备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换言之，一旦某种行为具备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就应当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性贿赂”的社会危害性无须多言，它具有权色交易的本质，和其他一般的贿赂犯罪一样，是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和廉洁性的一种侵犯。并且比起一般的贿赂犯罪，性贿赂的破坏性更大，性贿赂的持续性和诱惑力都大大超过了一般的财物犯罪，性贿赂一旦既遂，行贿者便对受贿者形成强大的控制力，持续性的权色交易便大量发生。无论行贿者还是受贿者都陷入无法自拔的地步。并且一般的贿赂行为还不至于对受贿者的家庭造成冲击，甚至有些受贿者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