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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集权管理体制生成逻辑剖析 　　[摘要]在“大一统”文化传统影响下，我国习惯于用集权管理手段管理公共事务，加之新中国成立之初奉行“以俄为师”治国方略，用“全能理性”制度设计规约各种社会生活，高等教育被纳入到政府一元化规制之中，成为政府部门的附属机构和下属单位。另外，就现代大学的成立而言，我国的大学是民族国家本着富国强民的理念而建立的，不像西方大学是知识人自发自为的产物，大学的“外生性”也决定了我国大学长期以来一直缺乏自主办学的品格，习惯听命于政府办学。我国高等教育集权管理体制的生成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高等教育；集权管理；体制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09)05-0039-05 　　 　　制度(政策)是决定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同国家与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最终可归结为制度安排和制度选择(政策)的不同。正如张维迎先生所言：制度是国际间竞争的核心所在。然而，制度的设计不是随心所欲的，它要受到相应的制度环境的制约。制度环境是指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制度规则，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基础规则，也包括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民族习俗等非正式规则。就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的关系而言，按照平乔维奇(Pejovich Svetozar)的理解，制度环境“与游戏规则有关”，制度安排则是“在制度结构之内进行的社会相互作用”，是指游戏本身，也是有规则的，但它的性质、范围、进程都为制度环境这一相对基本的“游戏规则”所决定。就我国的高等教育政策而言，具有权力高度垄断的特点。我国集权制学位授权政策的形成，与所处政策环境相契合，有其生成的“合理性”。 　　 　　一、“全能理性”制度设计奠定了高等教育集权管理的基调 　　 　　根据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的社会秩序分类学理论，人类社会的秩序可以分为“建构的唯理主义”与“进化的理性主义”两种。其中“建构的唯理主义”者相信人的理性无限，能正确判断事物的价值以及预测事物未来发展的方向，在建构主义看来社会秩序只是人的理性设计的产物；而“进化的理性主义”却认为“文明于偶然之中获得的种种成就，实乃是人的行动的非意图的结果，而非一般人所想象的条理井然的智识或设计的产物”。哈耶克从人的知识有限观出发，一方面尊崇“自生自发社会秩序”，认为这种社会秩序才可能有效运用分散于个体的知识，从而使得社会自发演进所需要的智识源泉得以保证。另一方面，哈耶克对各种“建构的唯理主义”进行了批驳，并将“社群主义”归于“建构的唯理主义”予以否弃。他认为“社群主义”乃是一种精英统治，其在理论层面将政治精英假想为完全理性的人，忽视了“精英人才”也只具备有限的认识能力和有限知识的事实；其在实践层面以理性的计划替代人的自我设计与自我决定，从而限制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阻隔了“自生自发秩序”所必须的分散知识的运用，必将导致创新动力不足并最终延缓社会的发展。在此，我们姑且不论哈耶克思想观点的是非曲直，只借鉴其关于社会秩序分类的思路和方法。在笔者看来，现实世界中纯粹的“建构的唯理主义”或“进化的理性主义”社会秩序都不多见，但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管理体制下，必然会在二者选择上出现倚重倚轻现象，从而使社会秩序呈现出相应模式与特征。哈耶克的理论无疑为我们分析社会秩序提供了思维的框架，使我们对各种社会秩序的形成机理与运行方式有较为深刻的理解。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新的执政党全面掌握了国家政权，并按照新的施政纲领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在短期内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着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随着社会改造的深入，计划体制成为控制整个社会运行的核心制度，市场要素完全从经济领域淡出。由于政府全面控制全社会的物质生产和分配，中国的经济体制带有了相当的政治化色彩，以至于成为了一种“政治主导性”经济体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体制具有一种“弥散性”的功能，使得整个社会生活形态体现为层层依附关系：个人依附于工作单位，单位依附于政府，下级依附于上级，地方依附于中央。这种强依附关系，既是计划体制的产物，又有利于计划制度的实施，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了牢固的集权控制模式。高等学校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被纳入了政府集权管理框架之内。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颁发《各大行政区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等政策，明确了教育部对高等学校的领导职责，并具体指出“中央教育部得视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各地区高等学校收归中央教育部领导”。中央在完成了对高等学校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后，紧接着又按照计划体制的要求对大学的运行机制进行改革。计划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