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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下电视现场直播理念剖析 　　 近几年来，伴随着我国电视事业的迅速发展，电视现场直播呈现出常态化特征。电视现场直播中直播事件的性质、传播理念的差异以及电视文化环境的影响，使电视直播理念趋向多元化。总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媒介仪式追求下的观念塑造，新闻本体追求下的信息传达以及娱乐消费追求下的奇观展示，并相应地表现为多样的直播样态，从而构成了当下我国电视现场直播领域的生态景观。 　　 　　媒介仪式追求下的观念塑造 　　 这一理念下的电视直播形态集中体现为仪式类现场直播。仪式类现场直播主要是指经过事先策划准备的，多由单位或组织发起，负责一种能表达某种价值取向和立场愿望的意向和主张，并以此形成一种能对大多数受众实行凝聚与鼓动的力量，事件的表层信息之间还隐藏着更深刻的象征层面的信息，经过设计的画面和环节往往都有其更深层的寓意。① 　　 仪式类电视现场直播呈现出的传播效果从某种角度可以视为具有宣教性质，这也成为许多学者所诟病之处，认为它严重破坏了事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忽视了观众的主动性，从而影响了观众的接受行为。很明显，产生这种批评的前提是把仪式类电视现场直播归属到传统的新闻传播领域。那么，它是否属于新闻范畴？这就需要我们对仪式类电视现场直播做一个性质归属，而传播的仪式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以区别于以往的传播的传递观。他从仪式的宗教起源和功能上梳理和论证了传播的仪式性，在此基础上，凯瑞将传播理解为：“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②传播的起源和最高境界不是智力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凯瑞突破传统意义上对传播的局限认识，把传播看作是对现实的仪式性建构，强调传播在共同信念的表征和社会的维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一理论的统照下，我们是否可以从仪式观的角度重新审视电视现场直播，从而可以比较清晰地认识目前我国电视现场直播的形态及其所承担的作用？ 　　 笔者认为，仪式类电视现场直播是介于电视新闻和电视文艺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电视形态，通过对具有仪式性质的事件进行的艺术化、电视化创造，其目的是形成某种主题的传达，表达某种价值取向或立场愿望的意向和主张，并以此形成一种能对大多数受众实行凝聚与鼓动的力量。这一类直播文本的表层信息之间还隐藏着更深刻的象征层面信息，画面呈现和环节设计渗透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往往都有其更深层的寓意，整个事件的呈现过程表现为明显的“戏剧化”倾向，甚至还包含冲突、矛盾、悬念等叙事要素。总之，渗透着比较明显的主体创作色彩，正是因为其明显的人为痕迹，我们不能将其归属到严格意义上的新闻传播范畴之内。仪式类现场直播的实质是一种国家民族层面意义建构和表达的电视化创造。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仪式化电视现场直播无疑成为当下中国最具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电视节目样式之一，同时它的存在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首先，从民族深层心理机制来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是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而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在维持一个民族凝聚力、强化民族意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就使得创造一种现代仪式成为一种可能和必然。仪式类电视现场直播在营造电视仪式氛围、呈现仪式效果、增强民族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反观我们所处的电视时代，娱乐化浪潮席卷了全国电视荧屏，所呈现的解构权威、去中心化、娱乐消费等后现代化特征日益明显。不可否认的是，娱乐节目对于价值观的培育和引导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电视节目又存在极端化的倾向。电视娱乐类节目过多，人为制造低俗笑料、噱头，品格不高，甚至连新闻、社交类节目也掺进娱乐元素，用一些不健康的情节和画面来取悦观众。电视媒体完全放逐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投入到商业利润的怀抱，严重损害了电视媒体的公众形象。在观众这一维度上，由于长期浸染在娱乐浪潮下而逐渐丧失理性精神，尤其在多元化、全球化的今天，社会思潮众多，文化和价值观呈现出多元的状态。改革开放为国人提供了认识外部事物的广阔天地，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其中既有人类文明精髓，也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所产生的腐朽思想和文化糟粕。同时，中国正处于转型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处理不慎容易消解社会核心价值的凝聚力。由于普通观众难以全方位和理性地认知和判断，在这方面，仪式类电视直播无疑承担起舆论引导、社会整合、弘扬社会主流价值的责任。 　　 总之，仪式类电视直播所呈现出来的电视仪式正是罗兰?巴特所说的“现代神话”，这一现代神话可以发挥凝聚民族意识，维持群体稳定的仪式功效，同时，仪式类电视直播也可以承担起肃清舆论浊流，弘扬社会主流价值的社会责任。 　　 　　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