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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子》看齐法家的治国思想 　　《管子》一书既提出以法治国的具体方案，又重视道德教育的基础作用；既强调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又主张以人为本，促进农工商业的均衡发展；既有雄奇的霸道之策，又坚持正义的王道理想；既避免了晋法家忽视道德人心的倾向，又补充了儒家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不足，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抹杀的重要地位。 　　 　　《管子》一书夙称难读，究其原因，除文字古奥、简篇错乱外，也与全书内容广博、思想庞杂不清有关。故历代治《管子》者少，甚至该书还曾被人以“言道德不及老庄，言功利不及晏墨，言法律不及申韩，言兵略不及孙吴”①的断语所否定。但如果我们不深究书中个别矛盾和讹误之处，从整体上对其思想主旨进行考察，则《管子》包容虽广，实以齐法家思想为主。齐法家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治国之道，既立足于政策实际又重视道德理想，其智慧通融的政治思维不仅成就了齐国的王霸之业，更蕴涵着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这里仅就其礼法并重的国家管理主张作一分析。 　　《管子》、管仲与齐法家 　　《管子》托名管仲之作，内容包含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多个方面，可称之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战国、秦汉时期，《管子》在社会上广为流传②，韩非、贾谊、桑弘羊、司马迁等人都曾仔细研读。汉成帝时，学者刘向对各种版本进行了系统整理，编定为八十六篇。今本《管子》中的《王言》、《谋失》等篇有目无文，现存七十六篇。 　　管仲，名夷吾，春秋时期齐国颖上人。他相齐四十年，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③，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都有重要建树，执政功绩深得后世景仰。孔子就曾用代表完美品格的“仁”④来赞美管仲，可见对其评价之高。《管子》一书记述了管仲的思想和言行，阐述了他的治国理念和政策主张，实际上却并非管仲所作⑤，而是战国时期的学术中心――齐国稷下学宫管子学派的作品。这些学者，一方面追述管仲相齐的言论与实践，继承和发展了管仲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打着管仲的旗号，大量阐发个人见解。他们生活在齐国，仰慕管仲的功业，倡言变法富强，主张以法治国又不轻视礼治德政，被后世称为齐法家，以与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晋法家相区别。《管子》是齐法家著作的汇编，虽非管仲遗著，但确实含有管仲遗说，并记载了某些管仲遗事，各篇章也都伪托管仲所著，故以《管子》为书名。 　　“道通仁义礼法” 　　《管子》首先通过对老子“道”与“德”概念的改造，为仁义礼法相结合的治国方式提供了形而上的论证。其《形势》篇有云：“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古今一也。”《七法》篇则说：“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这就从“天常”、“地则”、“物性”的角度说明自然法则的永恒与客观，为作为人世间规则的“法”与“礼”确立了存在依据。 　　按这一逻辑，王者所立之法、所制之仪，就应该是自然的“道”在人间的体现，要符合公平合理的标准，才能用来衡量与处理人际互动中的是非得失，使之各得其所。正如《版法解》篇所说：“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法”是规矩准绳，依靠法律治理国家，如同天体之自然运行，事在必然。而“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管子?心术上》，以下仅注篇名）。德是内涵，道是寓居内涵的屋舍，道与德是没有什么距离的。因此，法律也好，礼仪也好，无非因“道”而设，使万物百事各得其宜。那么，在“道”的统摄下，仁义礼法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管子》有言：“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大一道，杀戮禁诛，谓之法。”（《心术上》）也就是说，万物禀“道”化“德”而生成后，各自具有一定的形状和性质，体现在社会伦理方面，就是“义”；将各种人际关系准则规范化，就是“礼”；将其明定成文，并用政权的强力加以保证，就是“法”。这些都以“道”为本体，即所谓“道通仁义礼法”。 　　《管子》虽是法家产物，坚持“以法治国”，但其国家管理方式同商、韩等晋法家所倡导的严法酷刑又有很大区别。《管子》重法，却不单纯强调法的绝对，而主张礼法并举。齐法家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刑罚具有权威性和高效性，“禁淫止暴莫如刑”（《明法解》），但“刑罚不足以威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牧民》），单纯依靠刑罚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不能抵达人心，不能化民成俗。法的作用很容易在短时间内见效，但如果只强调法的强制性力量，而忽视道德礼义的作用，国家是不能维持长治久安的。礼义教化则能弥补法的不足，有助于争取民心，增强政权合法性。因此《管子》同样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强调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主张“饬八经以导之以礼”（《王辅》），相信“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