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新词传入之中国如何造新词日本人为什么用汉字来翻译西方概念.docVIP

日语新词传入之前中国如何造新词 日本人为什么用汉字来翻译西方概念-历史论文 日语新词传入之前中国如何造新词 日本人为什么用汉字来翻译西方概念 汉语内在的活力远超一些现代人的想象，这也是日本人面对蜂拥而来的西方概念时，选择了汉字词汇而非假名作为翻译工具的原因 罗山 现代汉语受日语外来词的影响很大，诸如“ 历史”“ 政治”“干部”“事业”“社会主义”这些人们今天司空见惯的词语，都来自于日语，有人甚至说“离开了日语外来词，中国人就不会说话了”。诚然，日本新名词很大程度上重建了中国这个千年古国的名词系统，但有人往往忽视汉语新名词的多元来源，以致只要看到双字词，就以为是从日本引进的。事实上，早于日本新词传入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华制新汉语”，当今日常用语中的很大一部分词汇由此形成。 乾嘉学派也有西学达人 汉语对外来成分的吸收从未停止。汉代的西域物种名词、唐代的佛教名词、宋元的少数民族语言词汇等，不一而足。明末随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已经把中学几何科目中大多数的专有名词译为中文，如“几何”“直线”“曲线”“点”“直线”“平面”“面积”“体积”等。利玛窦带来的《坤舆万国全图》，将“五大洲”“经纬线”“南北极”等新词传入。此前汉语中早有“经纬线”，但这个词原本让人想到的是丝织机上的唧唧复唧唧，继利玛窦之后指地球仪上的纵横交错，其内涵已经改变，实际上是一个新的词汇了。 1742 年，罗马教皇本尼狄克十四世（Pope Benedict XIV）以礼仪问题严禁中国天主教徒祭祖先、拜孔子，条款之严连许多传教士都十分不安，雍正帝于是禁教，传教士的活动受到限制，明末以来的西学东渐潮流自雍正帝时期确有退潮迹象。 中国人对西学的探究，并未因政治因素而停止。清代的士大夫嘴上说着西洋奇技淫巧，表现出不屑一顾、不值一提的傲慢态度，但不少人心里其实是非常喜欢这类洋玩意的。手中把玩着洋玩意，心中自然也会受到洋概念的影响。乾隆朝一代文宗江苏人阮元，当朝一品，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他在学术上推崇当时已经衰落的汉学（即清初顾炎武所谓之“朴学”，后世横遭批判之“乾嘉学”），故并不被视为新派人物，反而带有保守色彩。然而，阮元在乾隆末年写出了一首令今人感到十分新鲜的咏物诗，他不咏山水花鸟，不抒怀古幽情，咏的是西洋进口的天文望远镜。在这首名为《望远镜中望月歌》的长诗中，阮元开头就写道：“天球地球同一圆，风刚气紧成盘旋。阴冰阳火割相背，惟丈日轮相近天。” 谁说清朝人还觉得天圆地方的，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已经传入中国几百年了好不好。人家阮大人不仅知道地球是圆的，还知道自转公转，星球的向阳面和背阴面有巨大温差等等。接下来阮元开始记述自己的天文观测心得：“别有一球名曰月，影借日光作盈阙。”阮大人知道月球是借太阳光而发光的。“昼夜当分十五日，我见月食彼日食。若从月里望地球，也成明月金波色。”这首诗的文学价值应当不高，像是出自不高明的科普作家之手一般，读之简直令人尴尬症病发。 但诗中“地球”“望远镜”“日食”“月食”等科技名词信手拈来，都是明末天主教传教士翻译的天文名词，说明当时已经成为常见词汇了。阮元还很了解多禄某（托勒密）、歌白尼（哥白尼）、欧几里得、亚奇默德（阿基米德）、第谷、奈端（牛顿）、噶西尼（卡西尼）等西方科学家的事迹。可见，在日本新名词引入之前，中国人早有别的途径去了解西学，而且可以毫无障碍地描绘自然科学观测现象。 清代中国总体上逐渐落后于西方世界，后世志士为了顺应时代潮流，也会着力描绘鸦片战争前的封闭愚昧，以此为刻不容缓的改革制造舆论。但一些人觉得清朝人蠢得连地球是圆的都不知道，这的确是用力过猛，也太小看中国传统文明的生命力了。汉语内在的活力远超一些现代人的想象，这也是日本人面对蜂拥而来的西方概念时，选择了汉字词汇而非假名来作为翻译工具的原因。 不少清朝人住着安装了进口玻璃门窗的厅堂，坐着巴洛克风格的沙发，听着自鸣钟嗒嗒作响，把玩着望远镜等稀罕物什，口中念叨着的“地球”“几何”等新词，一些士大夫甚至兴致勃勃地以西学解释《易经》《春秋》等经典，用西方近代天文学推断中国典籍上记载的古代星象。他们对西洋不能说精通，但至少不是完全陌生，因此中国人才能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迅速写出《海国图志》这样的作品。但遗憾的是，无论在明末还是在清前期，这样的先驱在全国而言都是少数。 马礼逊发愤编字典 在19 世纪之前，汉语对西方词汇的吸收基本遵循这样一个模式：由来华传教士在中国人帮助下将一本西洋著作翻译为中文，因此书中的西洋专有名词有了中文的对应词汇。这种吸收模式与明代之前并无二致，见一个词，翻译一个词，不成体系。19 世纪初，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