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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干部年轻化 　　摘要：干部队伍新老交替和合作是永无完结的历史过程，干部年轻化是保持干部队伍和党的事业连续性的重要进程。干部年轻化对当前的制度环境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干部队伍；干部年轻化；思想政治素质 　　中图分类号：C9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45（2009）12-0041-02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力度，鼓励年轻干部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提高年轻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政治素质。”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结束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与中外记者见面。胡锦涛总书记在介绍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时，对习近平、李克强作了这样的介绍：“习近平、李克强是两位比较年轻的同志，他们分别为54岁和52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确保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历史重任，必将放在中青年一代的肩上。中青年一代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搏击和成长起来的，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而且年富力强，头脑敏锐，有能力担负起党和人民的重托，完成他们的光荣历史使命。培养和选拔大批能够担当重任的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干部，一直是党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这项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不仅成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逐渐政策化、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化。一批批新鲜血液不断注入党的干部队伍，党的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注意到干部年轻化问题，但由于当时各级领导层总体上处于年富力强的年龄段，干部交接班的紧迫性尚不突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干部年轻化的问题没有真正引起重视并付诸实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干部队伍年龄老化、文化水平偏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愈来愈突出，如何选好接班人、实现新老干部交替的问题显得日益重要起来。针对这种情况，我党突出强调要有意识地选拔懂行的和比较年轻的同志来接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把培养和选拔大批能够担当重任的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干部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基本方针的要求，逐步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培养和选拔了大批年轻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经过三十年的努力，这项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不仅成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进一步政策化、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化。一批批新鲜血液不断注入党的干部队伍，一个个生机勃勃的新局面不断产生，长江后浪推前浪，党的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当时大刀阔斧的“年轻化”，就没有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新成绩，也没有今天大局的稳定。然而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同志在强调干部年轻化时越来越注重“低龄化”，忽略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适时推进，特别是忽略了从领导干部“能下”方向实施战略突破。这种忽略也就造成了把“年轻化”简单化、概念化。于是，有的地方为了在“年轻化”上出“政绩”，一些40岁出头的县长、处长，50岁左右的市长、书记，不得不“闲赋”起来，让位于更加年轻的干部。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决策上的失误。由中央往下，每下一层，年龄竞争的残酷性便增添几分。于是，改户口的越来越多，岁数越长越小，甚至出现有的领导干部的“年龄”居然比自己的同母弟妹还小十来岁的咄咄怪事。“七上八下”这句成语，在成为组织部门用以解决用谁不用谁这一复杂问题的“杀手锏”的同时，也成为相当一批干部头上的“紧箍咒”。事实上，权宜之计一旦当作长久之计，“年轻化”之风就会从上层一直刮到基层。“年轻化”的思维定式，“年轻化”下的“一刀切”，成为干部队伍建设中最为严重的硬伤。 　　干部不仅仅是年轻就能解决问题，解决“年轻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创新，解决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缺乏活力、素质不高问题就要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特别是“能下”和“能出”方面进行制度创新，而不是简单的“低龄化”。 “年轻化”虽然可以直接缓解班子老化问题，但并不能因此而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增强领导班子活力。邓小平指出：“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增强活力最大的问题是各级班子的年轻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页）。对“年轻化”，邓小平概括为“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这是由现代化建设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决定的”。“年轻化”从考察的内容看，不能代替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从质量的标准看，不等于优化，也不能涵盖高素质；从激励机制的作用看，也不利于调动大多数干部的积极性。其实，面对建国半个多世纪来所形成的“两化”现象，即各级领导班子老化，数千万公务员队伍僵化，断不可用“年轻化”这一味药去医治，否则，病非但不能治愈，反而会加重。在干部队伍的建设上，让大多数人对未来抱有希望，这是干好任何一项工作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