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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从容文字散淡人 董衡巽 人民文学出版社5月份推出8卷本的《杨绛文集》，收有她小说、散文、戏剧、文论和翻译作品，让我看到杨绛作为一位小说家、评论家和翻译家的多方面才能。杨绛在《自序》里自谦说：“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可是，我们看到，杨绛不论创作还是翻译都是用“心”写的。尤其是散文，作者自由自在地描写她的心灵世界，描述的对象不论是大千世界，还是生活细节，都有她独特的体会。她的文风舒缓从容，清丽淡雅，常常是一些平淡的白描式文字透露出作者的深情。 我们看看在《干校六记》中，杨绛怎样写两次送别的。第一次是一家人送钱锺书先生上车： 默存走到车门口，叫我们回去吧，别等了。彼此遥遥相望，也无话可说。我想，让他看我们还有三人（指杨绛、圆圆和圆圆的丈夫），可以释念，免得火车驰走时，他看我们眼里，都不放心他一人离去。我们遵照他的意思，不等开车，先自走了，…… 这段平淡的文字透露出作者复杂的心情。那时的钱锺书先生已经是近六十岁的老人了，居然被派遣作先驱队队员，当小青年使用，这只有在荒唐的时代才能发生的荒唐事情。为了叫家人放心，免得彼此难过，钱先生叫家人先走。于是“我们遵照他的意思，不等开车，先自走了”。我们知道，钱先生没有多少生活能力，日常生活尚需杨绛和圆圆照顾，让他去当先驱队员，能让人放心吗？杨绛不用明写，读者心里都有数了。 第二次圆圆送母亲走： 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圆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人……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 这是“我们仨”又一次难忘的离别。后来，钱瑗来干校探望她爸爸妈妈，相聚之亲情，我们历历在目。 又如，她在《纪念温德先生》一文里，说到温德（RobertWinter）先生。对于这位美国教授，我印象很深。我1952年上北大英语系的时候，头一年就由他教我们口语。记得很清楚，他手里拿着一本苏联专家编写的英语教科书，教我们英语如何发音。真是滑稽！ 温德先生学问广博，有一次我在他家，他居然给我讲《红楼梦》。他的游泳本领更是一绝。杨绛写他“夏天到颐和园游泳，大概卖弄本领（如仰卧水面看书），吸引了共泳的解放军。他常自诩‘我教解放军游泳’，说他们淳朴可亲”。这一点，我有深切体会，有一次我去颐和园游泳，他叫我横躺在他身上，他手指一动，两人都往前去，脚趾一动，两人就往后退，引得游人啧啧叹赞。 杨绛写他解放后有“情绪”，是因为他的待遇不如苏联专家，而他作为一位资深的名教授，解放前曾保护过进步的教授和学生，因而心有不服。杨先生是怎么做他工作的呢？她说：“‘你凭什么和他们比呢？你只可以跟我们比呀。’这话他倒也心服。” 这句话含有人生的道理。整天和别人比待遇高低，心中自然不平。可是往下看看，有多人不如你，心中便能释然。杨绛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她在《我们仨》中说，“我们全心全意愿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于是“我们仨”便知足，只求平平安安生活在一起。 至于这番话有什么弦外之音，不同的读者也许有不同的理解。 杨绛的散文还经常写些下层人民的生活，例如车夫老王，他送了杨先生香油和鸡蛋，杨先生给了钱，不理解“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老王去世之后，“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老王》）又如，她下乡时，一位大妈对人民公社的反应：“人民公社好”，“反正就是好呗！你说这把茶壶是你的，好的，你就拿去。你说这条板凳是你的，好，你就搬走。你现在不搬呢，好，我就给你看着呗。”（《第一次下乡》） 这是普通农民对当时“平调风”的无奈而又诙谐幽默的反应。 有一篇“杂记”，题为《客气的日本人》，说的是一个名叫获原大旭的日本军官，叫杨绛去贝当路日本宪兵司令部问话。杨绛拿一本《杜诗镜铨》在等待时翻阅，那日本军官进来，“他拿起我的书一看，笑说：‘杜甫的诗很好啊’。”事后她才知道，原来日本人误传了人，“便客气地把我送到大门口”。事后她在友人们面前讲起此事，大家“都说我运气好”。李健吾先生就惨了，说他经受种种酷刑，尤其受不了的是“灌水”。杨绛以为她碰到的是一个“很客气的日本人，他叫获原大旭。”这时，李先生瞪着眼说：“获原大旭？他！客气！灌我水的，就是他！” 李先生这句话真是精彩。“客气的日本人”一下子成了凶煞的鬼子。这种笔法令人想起“反话正说”的马克·吐温风格。 据我观察，钱锺书、杨绛夫妇喜爱喜剧性的作品，并不欣赏凄凄惨惨的东西。他们为人也是如此：身处逆境，却处惊不变，可谓波澜不惊、水波不兴，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平和的心态，看到生活美好的一面。在《我们仨》里，杨绛写道：“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