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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句子成分及其位置之对比剖析 　　1.引言 　　施莱赫尔根据形态特点把世界上的语言分为三类：孤立语、附着语和屈折语。他认为决定语言本质的是两个要素：意义（内含）和关系（外形）。 　　所有的语言按其要素可以划分的形态有三类： 　　①只有语音表示意义，用语序表示关系的，称为孤立语（或称词根语）； 　　②用语音表示意义又表示关系，但是形式要素附着在词根后，并且是不可变形的，称为附着语（或称分析语）； 　　③意义和关系的要素融为一体，词根可以起内部语音变化，或用附加法表示形式的，称为屈折语（或称综合语）。 　　根据施莱赫尔的划分，汉语属于典型的分析语，现代英语的归类就稍显复杂，因为现代英语从古英语发展而来，所以仍然保留综合语的某些特征，但也具有分析语的特点：有形态变化，但不像典型的综合语那么复杂；词序比汉语灵活，但相对固定；虚词很多，用得也相当频繁。现代英语运用遗留下来的形态变化形式（hereditary influence）、相对固定的词序及丰富的虚词来表达语法关系，因此属于综合—分析语（syntactic-analytic language）。 　　形态变化、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的三大手段。这些手段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具有不同的特征，当然也不乏相同之处。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分析英汉句子成分及其在句中所处位置，找出两种语言在构句方面存在的共性与个性。 　　2.英汉句子成分及其位置对比 　　2.1英汉句子成分的可比性 　　英语与汉语的可比性是建立在人类语言共同性（language universal）的基础之上的。由于人类思维规律有着一致性，人类的语言规律也必定有着一致性。语言共性可概括为两大类：一为形式共性（formal universals），如范畴特征、语序、疑问形式、否定形式等；一为功能共性（functional universals），如达意功能、语篇功能等（丁金国，1996）。正因为根植于共同基础的人类各个具体语言之间有着普遍的共同性，才使不同语言间的交流成为可能。因此，语言共性是语际对比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语言共性，就没有可比性。英汉句子成分的对比分析应建立在语言共性的基础上，将寻找其殊异性作为对比的出发点和归宿。 　　从思维模式上来看，大多数民族都是按“行为的主体—主体行为—行为客体”来思维的，但各种语言民族的思维模式同中有异。不同民族往往因其思维习惯的不同而对同一客观事实有着不同的语言传达顺序。英语民族的思维模式的线性序列为：主体+行为+行为客体+行为标志，反映在语言传达模式上是：主语+谓语+宾语+状语，以及较长的定语必须后置。汉语民族的思维模式的线性序列为：主体+行为标志+行为+行为客体，这一思维习惯反映在语言传达上的模式是：主语+状语+谓语+宾语，以及定语必须前置等（李瑞华，1996）。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英语与汉语在民族思维习惯及语言形态上有同有异，在基本语序上大同小异。“同”的是主干成分（主语、谓语、宾语或表语）在句中的位置，“异”的是句子附加成分或修饰成分（定语、状语、补语、同位语等）的位置。 　　2.2英汉语主干成分的位置比较 　　英语与汉语在语序上均属主谓宾（SVO）语言。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英语和现代汉语的主干成分及其在句中的位置是相同的，这是英、汉语基本句子结构的共性。虽然英汉语言千变万化，但基本上是由下列5个基本句型扩展而成的。 　　2.2.1英语的基本句型 　　现代英语由谓语结构形式的多样性而衍生出来的基本句型有五种，包括： 　　（1）主—动—补（SVC）结构 　　在SVC结构中，谓语动词通常是连系动词（Linking Verb）。例如： 　　The man is a teacher. 　　He looks fine. 　　Dinner is at six o’clock. 　　The tape-recorder is on the table. 　　（2）主—动（SV）结构： 　　在SV结构中，谓语动词通常是不及物动词（Intransitive Verb）。例如： 　　Iron rusts. 　　Everybody laughed. 　　（3）主—动—宾（SVO）结构 　　在SVO结构中，谓语动词通常是及物动词（Transitive Verb），随后须跟宾语，带一个宾语的及物动词又叫做“单宾语及物动词”（Monotransitive Verb）。例如： 　　I want a ticket. 　　Liverpool won the game. 　　（4）主—动—宾—宾（SVoO）结构 　　在SVoO结构中，及物动词之后须跟两个宾语（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这种动词又叫“双宾语及物动词”（Ditransitive Verb）。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