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之中文名.docVIP

试谈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之中文名 　　摘要：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对华交往中多使用中文名，中文的相关著述中也多以其汉名指称他们。然而此类中文名绝非简单的人名音译，而是依据一定的规律构成的。其构成受到了中国不同方言的影响，并且体现了一定的历史传承性。在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中，中文名使他们更好地为中国所认识和接受。传教士中文名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不同文化融合的见证，它们如化石一般，保存着一定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我们研究当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中文名 　　 　　在中文文献中，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大多是以中国式的名字指称的。研究中西交流史的学者往往会将兴趣放在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或著作上，而对那些他们时常提及的名字本身，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大多数传教士的中文名，是他们在与中国文化的接触中，在中国朋友(或学生、教友)的帮助下形成的，有明显的主动取名的成分，而非后人的音译。其中文名依据一定的规律形成，在跨文化交际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间打下了历史和文化的烙印。它们反映和记录着中西交流的发展，见证了中西文化相互调和与交融的史实。 　　 　　一、传教士中文名的构成方式 　　 　　社会学家纳日碧力戈先生曾这样解释外国人的中文名：“一方面，这是一种文化认同的需要，是异域文化和本土文化互动中产生的妥协物……另一方面，这是一个在命名的过程，参与其中的是本土文化的解释结构、本土的符号结构、本土社会结构以及相应的异域因素”。传教士中文名并不是任意选取的，而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两种文化在接触、融合中的相互妥协。从其构成方式上看，传教士们的中文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全音译类的中文名 　　之所以叫做全音译类，是因为其中文名和西文名在发音上有着相当的联系，中文名中的各个音节全部近似取自西文名，与当今对外国人名的直接音译有相似之处。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中，中文名属于此类的最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如利玛窦(Matteo Ricci)、罗明坚(Michele Ruggeri)、傅泛济(Francesco Furta-do)、邓玉函(Joannes Terrentius)、艾儒略(GiulioAleni)等。 　　此类中文名最常见的构成方式是取西文姓氏中的第一个音节，在汉字中寻找发音近似的字，前置作为中文姓名中的姓(如利玛窦的中文姓“利”，就取自其意大利文姓氏Ricci的第一个音节ri)，再取西文名的两个音节(一半是最靠前的两个)，再寻两个与其发音近似的汉字，置于汉姓后，作为中文名(如利玛窦的中文名“玛窦”就与意大利语名Matteo发音近似)。方豪先生在为王丰肃作传(AlfonsoVagnoni)时，也还原了其中文名的形成过程，“‘丰肃’是圣名Alphonsus的简译，‘王’大约是他本名Vagnoni第一字的译音”。只不过方先生此处选用的是此人的拉丁语名，音节phonsus比起意大利语名中的fonso来，与“丰肃”二字更为接近。 　　也有部分传教士仅仅选取西文姓或者名中的部分或全部音节，寻找发音近似的汉字作为中文名。最著名的如清初来华的比利时人鲁日满(Francoisde Rougement)，与他一同编修西方四书直解的法国人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比他们年轻一些的比利时人安多(Antoine Thomas)等。鲁日满的西文姓中rou这个音节的法语发音恰与汉字“鲁”近似，ge的发音与“日”字更是相似，带鼻化元音的音节ment变成了“满”字，稍显不足。这种命名法被利玛窦运用到了学术传播活动中，他在介绍欧几里德的几何学说时，首次将这位数学家的名字汉化成了“OUJILI”。 　　2、半音译半意译的中文名 　　这部分传教士的中文名更具趣味性，因为其中文姓的用字与自西文姓氏的具有相同或近似的意义。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利玛窦的得力助手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神父。其西文姓氏Ursis同现代意大利语中的orso一词，是“熊”的意思，恰巧中国的百家姓中也有“熊”这个姓氏，于是便被这个意大利人借用了。而他的名字“三拔”则音译自西文名的前两个音节。又如他的同胞石方西(Francesco dePetris)神父，西文姓Petris意为“石头”，正好切合中国的“石”姓，“方西”二字则音译自西文名的前两个音节。这种起名方式还被利玛窦用到了自己的老师头上，他的《同文算指》一书译自其数学老师Clavius的《简明实用数学》(Epistome Arithmaticae，1585)。在介绍原书作者时，利玛窦称之为“丁先生”。“Clavius，拉丁文原意为钉，故利氏译称丁先生”。中国人不以“钉”字为姓，利玛窦在意译其姓后，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