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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信访制度之完美 　　摘要：我国的信访制度作为法律之外的制度设计，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并且一直起着沟通政府和群众的桥梁作用。如今，由于弱势群体权利救济的其他渠道受阻，弱势群体表现出对信访制度的特别青睐，故信访制度在弱势群体权利救济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信访解决程序不规范等内部原因以及心理因素等外部原因，导致其目前在弱势群体权利救济方面有点“力不从心”。本文旨在分析信访制度在弱势群体权利救济方面面临的问题，并深入探讨面对该问题应采取的对策，应如何对现行的信访制度予以完善。 　　关键词：信访制度 弱势群体 权利救济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我国的信访制度确立于1951年， 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工作的决定》中， 正式把处理人民来信和来访列为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在1979年至1982年拨乱反正期间， 信访迅速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边缘位置走到了中心位置， 解决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随后， 信访制度搭建起了政府和群众在听取民生方面的桥梁。但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信访作为在法律体系之外的制度设计，面临着众多问题。 　　2002年3月，时任总理朱镕基在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分析积极扩大就业和再就业问题时第一次正式提出“弱势群体”一词。随即，这一群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一般把弱势群体分为两类：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两类弱势群体都具有经济上的贫困性、政治法律权益得不到保障、缺乏均等的发展机会等显著特征。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弱势群体并非是一个单一的社会阶层，而是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分布广泛的群体.弱势群体由于其群体的特殊性，利益诉求的表达一直备受关注。由于自身条件局限等各种原因，弱势群体特别青睐于通过信访制度来表达其利益诉求。鉴于此，本文拟从弱势群体权利救济的角度谈一下信访制度的完善。 　　二、信访在弱势群体权利救济上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弱势群体越来越青睐信访制度来救济自己的权利，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由于信访制度自身的一些缺陷以及弱势群体自身的一些特殊性，导致信访在此权利救济上表现的很“力不从心”。信访制度存在的问题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信访解决程序不规范 　　不论做任何事情，规范的程序都是相当重要的，它是效率的保证。规范的信访解决程序不仅是高效率行政的体现， 同样也能杜绝破坏法律、超越法律解决问题的现象， 从而成为法治化行政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信访实践中信访解决程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主要表现在信访立案标准随意化以及信访终结标准随意化。这种信访解决程序的不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缠访”集体上访等非正常上访现象的趋于常态化。对于信赖信访的弱势群体来说，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而且削弱了他们对于政府的信任。 　　（二） 信访机构庞杂 　　我国现行的信访机构很多，但体系非常庞杂。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信访机构虽多，但这些信访机构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隶属关系，信访机构之间协调能力及约束能力都很弱。就整个系统而言，缺乏统一协调的机制， 缺乏统一的计算机联网及信息共享， 信访者一个问题可能同时找几个机构， 得到的答复和解决方案都不一样，并且各机构之间易出现推诿现象。由于信访机构分散， 每个机构的工作人员非常有限， 面对大量的信访案件，无力件件亲自处理， 致使信访部门对群众信访转多办少。[1]再者，各级信访机构地位低下， 缺乏解决问题的有效资源和实际权力， 而信访的指向则多是掌握党政司法权力的官员，所以面对很多信访事件，信访机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信访工作效率低下 　　与庞大的信访总量（超1000 万件）相比，人民群众通过上访的形式解决问题的比率只占上访总量的2‰，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来看，我国信访制度的效率是非常低的。这种低效率，对弱势群体而言是非常可怕的。在我国，信访机构之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隶属关系， 中央信访机构对地方及中央各部门信访机构之间的管制与协调能力相当有限， 导致上访者在北京和地方之间、在各个部门之间转圈。有的上访者上访几年甚至几十年， 有的耗费数万甚至倾家荡产。[2]从纯经济学角度看，收益大于成本的预期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出发点， 因而也是人类社会的最为重要的理性原则。人们之所以要投入一定的物质或钱财， 是因为希望通过这样的投入能够得到更多的物质和钱财。而绝大部分信访者投入了巨大的信访成本却根本解决不了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 　　（四）基层组织打压信访群众 　　由于我国的利益诉求表达主体——人民群众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加上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通畅，在合理利益诉求受到阻挠的情况下，一些利益诉求表达往往容易采取一种非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