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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理性外交思想剖析 　　摘要：郭嵩焘是我国近代第一位驻西方的外交公使。鸦片战争之后，在与西方诸国交往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外交思想，包括和戎、以理制胜、以礼待人、平等交往、学习西方、求实轻名等，这些思想充分显示了郭嵩焘的理性外交思维，在清王朝保守封闭的环境中，他的外交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性。 　　关键词：郭嵩焘；理性外交思想；探析 　　 　　郭嵩焘，我国近代著名外交家。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先后考取秀才、举人、进士，并任翰林编修。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打开国门，走上了通向世界的道路，因此，在清政府的授命下，郭嵩焘作为清政府的首位外交公使于1877年出使英国，次年兼任驻法公使，在驻外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的思想和眼界进一步开阔，对西方的认识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基本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外交思想，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和为主，反对盲目求战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陷于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在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对“和”与“战”问题的激烈争论。对此，郭嵩焘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以和为主，为国减祸”的外交思想，其中，“和”是策略，“为国减祸”则是目的。他认为和与战是与国家实力相关的，“故中外之相制，强则拓地千里，可以战，可以守，而未使不可以和，汉之于匈奴，唐之于回纥吐蕃是也”。正是基于以上这一点，他认为和与战应因时度势，切实考虑国家力量的强弱，因此，基于对清政府的衰落破败的深刻认识，他认为不可“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_目疾呼，专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当然，郭嵩焘的“和戎”思想，并不是面对西方的侵略而不知反抗，一味地妥协求和，对于正当的反侵略斗争，他是坚决支持的。他反对的只是不顾自身实力的“蛮战”，因为这样只会给国家和人民招致更大的损失。他认为国家处于如此贫弱的境况，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而是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最大范围之内，通过和平的外交手段，尽量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从而在内部积蓄力量，实施改革，实现自强，达到“为国减祸”、后发制人的目的，因此，从这一点上讲，郭嵩焘的和戎思想在是站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长远目标上打算的，具有明显的爱国主义色彩。 　　二、以理制胜，以礼待人 　　在郭嵩焘的外交思想中，“理”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天下事，一理而已”。它的“理”包括以下几个内涵：第一，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体察天下大势，与西洋交涉已成终古不易之局”。这说明，他已经认识到，面对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闭关锁国已经不能挽救没落的清王朝，打开国门，与西方交往，重新认识变化了的世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无法回避的，这是大势。第二，“道”，即处理外交事务的方法。第三，指是非、道理，即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时要明事理。因此，在处理外交事务时，郭嵩焘非常重视通情、顺势、达理，即了解天下大势以及世界各国的具体情况，这是通情顺势，是正确认识西方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掌握外交工作中的方法是非，才能端正自己的态度，正确处理外交事务中的细节工作。郭嵩焘的这种外交思维逻辑，体现在集体的外交主张中，便是“以礼待人”，“未尝不叹三代圣王享国长久，其源皆在于此，何也？远方宾客，万里之情毕达，邦国之事宜，生民之疾苦，巨细自得以上闻。春秋列国以礼相接，文辞斐然，其立国或远在唐虞之前，秦汉以来，此礼日废，国祚之长远不及三代”。因此，郭嵩焘认为“礼”是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根源，因为可以通过“远方宾客”得以了解国外的众多事宜，体察“邦国”的国情民情，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从而为国家服务。其中，他认为“信义”是“礼”的重要内容，在与外国交往的过程中，要讲信用和诚意，不能反复变化，只顾眼前利益，这样就不能使外国心悦诚服。他反对在外交交往中使用诈术，指出：“君子所以自立，信、礼而已。”守信用、讲礼仪是外交工作中的基本要求，是完全符合国际法惯例的，当然郭嵩焘认为在以礼待人的同时，也要做到不卑不亢，反对奴颜婢膝。 　　三、学习西方，平等往来 　　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工业革命的时代，国力蒸蒸日上，而地处东方的清王朝却日薄西山，国运渐衰，走上了封建王朝的末路，但是却仍然盲目自大，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而中国之外的国家则属于“藩邦”之国，称为“夷狄”。因此，在传统的对外关系中，中国则接受“四方朝贺”，而“夷狄”之邦则要定期“进贡”，天朝与其进行的对外贸易，被称为“恩赐”。正如王夫之所言：“殄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掩之而不为不信。”华尊夷卑的观念深深地烙印在中国士大夫的心中。因此，当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清王朝的大门后，清政府的官僚士大夫们对西方的傲慢态度达到了无知的地步。郭嵩焘批评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士大夫们：“一用其虚骄之气，庞然自大，井干之蛙，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