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社会管理思想流变与整合.docVIP

中国古典社会管理思想的流变与整合 　　 [摘要] 中国古典社会管理思想是在儒、法、道三家管理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中逐步形成的，在理论上儒、法、道的思想尖锐对立，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却互为融合、补充，形成了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兼容法家、道家学说的独特的封建社会管理思想，在实践上形成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体为法家的传统社会管理体系。 　　 [关键词] 儒家； 法家； 道家； 管理思想； 流变； 整合 　　 [中图分类号] D0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7）18-0032-02 　　 　　一、儒、法两家社会管理思想的对立与冲突 　　 　　管理国家的核心是管理人，即“治人”。治人，就必须研究人，儒、法两家的管理思想都是从研究人的本性出发，进而阐述自己的管理思想。 　　 　　1.“人性”本质认识上的差异。 　　儒家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是世界的主宰，人之所以别于动物，因为人性为善。孔子言：人有“亲亲”之心。孟子阐示人性为：人有“善端”。儒家既承认人先天本性的善良，又肯定后天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本性。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是这个意思。治理国家的出发点是保持人性善良的本性，净化社会，对个人而言，就是养性、正心、修身，对国家而言，就是实施“仁政”。儒家就是以人性为善而建立起自己的管理思想体系。 　　法家在对待人性问题上与儒家迥然不同，法家认为人生而有好利之心，有疾恶之心，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之情。韩非子进一步论证说：“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难二》）“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由于法家认为人性为恶，治理国家思想的出发点是要扼制人性恶的发展，就必须用严刑峻法来对待，形成以“法”为中心的行政管理思想。 　　 　　2.“义”、“利”观念上的冲突。 　　由于对“人性”善恶认识上存在差异，因此儒法两家在人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上的研究表现得十分对立，突出表现在“义”与“利”的辨别。 　　儒家管理思想突出表现“仁政”。“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儒家非常注重个人的修为，讲求“内圣外王”，“重义轻利”，甚至可以“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里仁》）他认为义是社会行为的普遍规定，治理国家就是使人们崇尚道义，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的本性，天下方可太平，否则天下就会大乱，盗贼横行。儒家认为要想天下太平，国家富裕，只有讲“仁义”，而不能追逐功利。 　　恰恰相反，法家认为儒家的“仁”“义”学说完全是虚伪的、不符合实际的说教，根本违背了人之本性，脱离了社会现实。韩非指出：佣工拼命干活，并不是爱他的主人，是因为从主人那里得到赏钱和可口的饭菜；主人赏给佣工美食，赐钱布，也不是因为喜欢佣工，而是希望佣工卖力地干好活，不要偷懒。不仅市井之人，君臣之交亦是如此，君臣关系实际上是买卖关系。韩非认为正常的利益追求是人们的勇气、力量和事业成功的动力源泉，即所谓的“利益驱动”。治理国家就要因势利导，将利益关系处理好，调动好发挥好。所以贤明君主就应该“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即君主只要调动和利用好臣民追逐利益的欲望和行为就能达到天下大治。 　　 　　3.“礼治”与“法治”的争论。 　　礼治既是儒家讲求“仁政”的具体表现，也是管理国家的运行模式，更是要求人们遵循的行为规范。儒家将“礼”这一讲求道德规范的个人行为上升为管理国家的政治思想。所谓“克己复礼”，强调：“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就是儒家所追求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斗目标。儒家认为严刑峻法只能起到一时的作用，但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所以孔子反对苛政。 　　法家法治的思想也是源于对人的本性、价值观念的判别，法家不相信人可以依靠自身修养而成圣人，主张用严刑峻法、强大势力和权谋来管理国家。法家还主张治国不仅用“法”，而且用“术”和“势”，即权谋和势力。所谓“法莫如显，术莫如隐。”法家主张法、术、势三者结合，形成特有管理思想体系。 　　 　　4.重民与尊君的对立。 　　儒家管理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重民”思想，孔子把“仁政”归结为“亲民”。孟子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提倡“得民心者得天下”，以民心的向背作为衡量国家兴衰的标志。 　　法家管理思想是为封建专制统治者设计的，他提倡“尊君”，法家看民众不过是群氓，法家将管理民众称为“牧民”。认为民众没有思想。法家迷信实力，崇尚专制，崇拜英雄，理想的管理模式是“事在四方，政在中央，圣人执政，四方来效”。（《扬权》）法家主张迎合新兴地主阶级建立专制集权政治的需要，完全忽视民众的愿望、意志、自由等权利，最终必将导致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