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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综合为治的治安方略对现代治安的启示 　　中国古代综合为治的治安方略，是中国古代历经奴隶、封建社会一步步发展和完善起一种治理社会犯罪的系统理论。历史证明，中国古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等繁荣局面的出现，中华民族文明成就的缔造均与实施综合治理息息相关。古代的综合治理是社会治安管理的综合措施。奉行综合为治理论并将其付诸实施的中国古代统治者，不但综合各类统治手段，而且调动中央、地方、基层乃至家庭统治的力量，多层次、多渠道的治理社会，从而逐渐形成了别具风格的较为完整的治安管理体制，并相应制定了各种治安措施。通过对中国古代治安综合治理的研究和探索可以得出对当代治安的一些启示。 　　一．古代综合治安方略简介 　　(一)安民的经济措施。 　　战国秦汉时期，荀子先富之，而后教之的思想，既是奴隶制西周治安经验的总结与发展，又适应了封建王朝谋求长治久安的需要，所以对封建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汉朝文帝、景帝基本坚持了清静无为的安民方针和政策，并适时地采纳贾谊、晃错建议:物民于农桑，薄赋，广蓄积以实仓醋，备水旱。进一步完善了安民的经济措施。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安民的均田措施，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农民群众的温饱等基本生活要求得到解决。到唐太宗贞观中年，面对凋敝的社会经济，以隋亡为龟鉴，以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警醒臣僚，并把安国宁人作为基本国策，采取了去奢省费，轻摇薄赋，选用廉吏的治国方策。 　　(二)编户居民制度。 　　商鞍人秦建立了户籍制度，全国男女，都要在官府的名册上登记，生下来就登记上，死去的人就注销。建立户籍，一方面便于统治者征摇、戊役、征收赋税，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管理治安，维护封建秩序，达到综合为治的目的。到了唐朝，户籍管理制度达到严密而完善的程度，民户在申报手实时要注明户主，并且都要以户主的名义呈报;手实的主要内容为家口、年龄、田地;户主在手实上要保证所报内容属实(《户令》中所指的手实，是居民申报户口的文书)而且，严禁漏报户口，禁止相冒合户强制析户分居。由于社会阶级矛盾突出，宋朝开始使用居民编户保甲制度，以此达到告奸与防奸的目的。明朝强化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在编制居民防治犯罪方面有明显加强，实行了里甲制度。清朝在承袭明朝作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保甲措施，使保甲防治犯罪职能更加突出。 　　(三)通行凭证制度。 　　通行凭证制度系指封建时代出人宫胭、关津及离家外行时须持的官方颁发的通行证明，以便官府管理治安与防范犯罪的重要制度。汉朝统治时期对文武百官进宫朝拜，值宿者，均发给官制引籍，并于宫门悬挂门籍，书写应进宫人员的名姓、年龄、外部特征。吏民外出，需持通行证件。外出无通行凭证者，旅社、招待所不留宿。《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验者，证也，无证就要坐罪。可见，秦国的通行制度已具有了现代我国身份证管理的雏形。唐朝非常注重皇宫通行凭证的验查，实行皇宫通行制度，对阑人宫门者有了具体的处罚。同时，实行州县通行制度，对居民有外出者，要求一律申报。这种措施维护了城市治安，防范了重大犯罪的发生。 　　 (四)预防、惩办、管理、教育犯罪相结合，从根本上稳定社会。 　　中国古代在综合为治的理论结构与各环节的关系的阐述上，也别具特色。这一理论认为，在对付社会犯罪上，必须将预防犯罪、惩办犯罪、管理犯罪、教育犯罪相互衔接、相互配合，以便从整体上发挥效能。但各环节间的关系不是平等，而是有主次之分的。其中，尤以预防犯罪为主。奉行这一理论的西周统治者，把本阶级的伦理道德-礼，作为社会规范的总的规范原则，并突出发挥它的预防犯罪作用。他们向臣民强行灌输礼，使之变为一切社会成员的必读内容，变为教化百姓的统一教材，以及为官从政的唯一准则。他们企图在一切社会成员的思想中，筑成精神防范的堤坝，以达到先期预防或减少社会犯罪的目的。 　　综上可知，中国古代综合为治理论的成熟与设施的发展，对各个时代的社会治安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治安实践的发展，治安经验的积累，又促使综合为治理论的完善。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古代综合为治理论结构日趋完善，治理各要素间的连带关系也愈趋明确，治安管理体制亦愈益完备，从而显示了古代中国综合为治理论与实践的长足发展。 　　二、古代综合为治方略对当今社会治安的启示 　　以古为鉴，可为隆替。由古及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贵在综合，难也在综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真正发挥综合的优势，取得综合性的整体效果，必须做到三个综合:一是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齐抓共管，实现力量的综合;二是统筹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各种手段，实现手段的综合;三是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六个方面工作相互配合，实现工作的综合。实现三个综合，首先应该各级党委政府要重视和支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