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整体性理论反思与重构.docVIP

中国法学整体性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中图分类号：DF0-05 　　文献标识码：A 　　 　　邓正来先生的近作《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以下简称邓文)[1]，对中国法学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进行了尖锐的质疑，鉴于作者的学术影响力和所论问题的重大，这个问题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激烈的反响。笔者也曾应邀发表了一些粗浅的看法。对于邓文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笔者深有同感，当然也有许多不同看法。与多位参加讨论者不同，我以为，在这篇气势恢宏的长篇巨著中，作者直接或间接地多次论及的最重要、也最应该为我们所重视的、贯穿始终的问题是：必须对中国法学的整体性理论进行反思和重构。这是我们早就应该做而未能有效完成的工作。讨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个问题首当其冲。法学整体性理论的研究意义在于，无论我们是否支持整体性的学说，我们都必须对整体性理论表明态度，这是一切严肃的法学研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法学界对[]法的本质和概念进行了大规模的讨论。这场讨论一开始就与拨乱反正的历史背景相统一，成为中国法学界正本清源、统一认识的重大思想活动。遗憾的是，这场讨论一度中断。以至于我们未能在更早的时间，开展对整体性理论的学理层面的进一步深入反思和重构。 　　鉴于此，借着《现代法学》和正来先生提供的机会，笔者拟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一、中国法学整体性理论的非知识化 　　 　　中国法学从来都并不缺乏整体性理论，缺乏的是知识化的整体性理论。 　　中国古代法律理论，就儒家学说而言，是典型的整体性理论。最初的整体性理论大多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在这个关系问题上，儒家是主张天人合一的，为中国古代建立了一个统一国家的大一统理论，即由一个不变的天道，整合多变的世道。例如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最终归结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的结论。显然是为建立统一的封建制国家服务的。 　　儒家所说的天，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而是自然意义上的，这与西方绝然不同。这也是需要我们特别高度重视的一个区别。西方早期学说中的天，例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实际上也是自然意义上的，后来，则演化为宗教意义上的。从历史上看，中国思想界则没有完成这个转变。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的天，不是一个认识的对象，也就不是知识范围内的问题。因为，中国古人认为，人与天之间是同一的，人心与天心当然也就是一致的，人心就是天心，所以，人不能去认识天，不能作为自然的主宰者，只能崇敬天，顺应天，强调的是人对天的敬意。只有通过修身养性，提高自身道德境界，才能合乎天道，所以，中国古人向来就有“为天地立心”的豪言，而从无“为自然立法”的气魄，道理似乎就在于此；中国古代重视道德，轻视法律，与此也存在密切的关联。这种向人内心发掘“美德”的努力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西方先哲做出的“美德即知识”的判断，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奠基于西方知识论的法学整体性理论在思想方式上是一致的，但在我国的传播过程中也发生了非知识化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强调法律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试图通过对人们赖以活着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解释，理解整个世界及其意义与活动方式。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可以归结为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由于经济基础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客观世界的存在，属于人的认识的对象范围，因而，马克思主义强调法律的客观属性，强调立法者只能发现法律，不能创造法律；决定法律的东西，同样决定着整个世界；法律是统一的，世界也是统一的，统一在物质生活条件上。因此，真正的法律总是客观规律的真实反映，与客观规律不符的法律，不是法律，而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这样一来，立法者必然承担着正确认识客观规律的知识责任，这种意义上的法学整体性理论必然建立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二元分立的思想方式的基础上，是知识化的。 　　然而，中国法学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了自己的整体性理论之后，却没有沿着这个思想方式继续前进。因为，按照这种思想方式，逻辑上必然要求提高认识客观世界的知识能力，并将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即所谓认识论问题，置于理论的前提位置，进行康德式的反省和批判。而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检验过这种知识能力，甚至没有试图去检验这种能力[2]，而是不断强调让实践进行检验。这样，真理在理论上的真实性论证就被经验领域的实际验证取代；在政治上，也就以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为借口，为一切不道德的立法开脱了责任，也为一切错误的或者不负责任的认识开脱了责任。实质上，这种做法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理论消解为对自然和客观世界的敬畏，也就是现代理论向古代中国思想传统的妥协。 　　现 代 法 学 葛洪义：中国法学整体性理论的反思与重构故而，笔者认为，中国法学的整体性理论是有的， 而且有很多体系化的东西，许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