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困境的突破和“平湖经验”的机制创新.docVIP

小农困境的突破和“平湖经验”的机制创新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的“新仓经验”,以及经过几个时段的丰富创新而不断发展的平湖“城乡统筹发展”的种种经验,我把它统称为“平湖经验”。由此可见,新仓经验只是个开始,它是平湖经验的历史表现之一。实际上大家都能看到的一点是:从中国主要的、全局的问题――小农困境的突破角度,来总结所谓的平湖经验,才具有本质意义层次上的重要性。 　　 　　关于小农困境的突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国改革开放之始端――农村家庭承包制,对当时的设计者来言,其实只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农村改革的第二步是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进行统的方面的制度创新尝试。然而这方面的改革显然是忽略了,或者说是滞后了。就广大的农村而言,确实形成了一种小农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其主要特点表现为在资金、土地、技术、劳动力等方面的细碎化、分散性、兼业化、原子化,很难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又形成了与之相符的小农的即时性理性为主要表现的心态和文化。 　　这样,当小农遭遇市场的时候,就会出现“增产不增收、优质不优价”的规律性现象,小农在市场里,充其量只是个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不是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的经营者,它只能走向逐渐的破产。 　　当小农遭遇国家的时候,也会出现分散性小农在面临国家各级政府发挥主导经济作用的时候的对抗性冲突所导致的负外部性问题,即乡村治理的问题。 　　就小农所在的村庄内部群体特征而言,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出现了村庄逐渐“空洞化”的现象,出现了以“389961部队(妇女、老人、儿童为主的群体)”为主的现象。我们看到,一个村庄,一共二三百户人家,但是中小型农机具会有200余台,达到农户总数量的80%左右,大都处于过剩状态。实际上,一个最穷的村庄,其村民中也有富有的,其村民在外的存款总额也会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在现当代,分散的小农经济绝不能是执政的经济基础;而分散的小农户也绝不可能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由小农所导致的经济发展困境和乡村治理困境,已然成为21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主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坏与否,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 　　那么,这样的小农困境该怎么破解呢?平湖所形成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该如何解读,才会对这么一个关乎国家全局的小农问题的破解有借鉴意义呢? 　　 　　平湖经验对于广大中西部而言,成为“经验”的两个特殊性的考虑 　　 　　6年前,我到河南省兰考县挂职副县长,尝试着在基层把小农组织起来。“平湖经验”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的经验,还是现在的与时俱进的经验,大家都明白地感受到了。然而任何一个经验,作为客观真实的“经历和体验”存在,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理区位的条件限定和制约。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很难以此通彼,举一反三,成为可推广的广泛经验存在的可能性,而只能是具有个别的经历和体验存在的现实性。从这两个考虑出发,需要观察平湖经验的特殊性在哪里。 　　(一)新仓经验的历史背景的考虑 　　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当时的两个特点是现在的社会所没有的:1、新成立的中国,还是个农村中国,农民中国,农业中国,所以从这个大背景下出现的各种非农组织和这个时代有天然的联系,当时包括供销社在内的很多组织尚处于从农民这个群体中刚发育出来的初级阶段;它们与农民群体有天然的直系近亲关系,它们需要积极地为“农民”“有为”地服务,才能挣取到自身“有位”地发展,这是它为民服务的一个“基因性”原因。2、当时的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上是计划经济,供销社作为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实现渠道和方式,它具有一定的组织垄断性,当时什么都要进行统购统销,因而结合起来具有一定的低成本优势,容易使供销社和农业社、互助组建立固定的经济联系。 　　而现在的社会背景则有了很大的变化。经过了几十年发展的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出现了很大的社会阶层分化和利益群体的分化,比如许多地方的供销社系统,成为脱离“三农”的自我膨胀的部门利益集团,或者成为经过放权改组后的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个体户或者公司等经济主体。此外,现在“市场经济”的模式“深入人心”,出现恶性的竞争,供销社的外部环境已经远远比不上当时。与它争夺农村市场的,还有各种部门和资本化的公司组织。 　　总之,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当时的社会特点都不一样,这是要考虑的历史背景的不同。 　　(二)“平湖经验”的区位特点的考虑 　　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平湖这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巨大。其原因,除了本身有其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管理优势之外,最重要的是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而中西部是不具备其相关条件的。 　　平湖市的翁建荣市长说平湖的地方财政收入去年是19亿,用于农业的投资是四五个亿,那么我所挂职的兰考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