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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与田一文友谊与龃龉 　　一个是著名作家，一个是出版人；一个是名家，一个是他的粉丝；一个是上司，一个是下属。巴金与田一文，二人相交半个世纪，有过忘年之交，也曾分道扬镳。是什么让他们走到一起？又是什么让田一文在晚年用整整一本书向巴金表达自己深深的忏悔 　　 　　田一文，1919年出生，1935年起历任《时代日报》副刊主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中国救亡剧团团员，文化生活出版社汉口办事处经理等职。巴金与田一文，最初一位是名人，一位是粉丝；不久，二人便演变为不分彼此的忘年交；随后，又多了一层上司与下属间的关系；后来，二人分道扬镳；在生命的黄昏，田一文用整整一本书向巴金表达了深深忏悔。 　　不速之客拜访巴金 　　 1938年11月中旬，几经辗转，三十四岁的巴金与未婚妻萧珊等从战火纷飞的广州来到桂林。当地朋友的盛情留住了他的心，而且好友林憾庐在漓江东岸的福隆街有栋木楼，分出一间给巴金住，让他有了栖身之所。 　　 在此之前一个月，十九岁的田一文从家乡武汉随中国救亡演剧二队也到达这座城市。中国救亡演剧二队擅演《民族万岁》、《台儿庄之春》、《放下你的鞭子》等新剧，同时采用演讲、教唱救亡歌曲、展览连环漫画、制作标语及广告等形式宣传抗日。田一文得知巴金到来的消息，当下打听到这位作家的住址，做了一回不速之客。 　　 在福隆街木楼的一个大房间里，高高瘦瘦、黑发乱耸的田一文见到着一身咖啡色旧西装的巴金。那天的田一文，可以用手足无措、语无伦次来形容。巴金已经接待过无数个类似的慕名拜访者，并不感到尴尬，亲切地招呼田一文落座，笑道：“听武汉的朋友介绍过你，你写的东西我也看过。”他还把自己的女友也就是后来的妻子萧珊介绍给客人认识。田一文向主人叙述了自己悲惨的身世，诸如童年丧父、少年失学之类。巴金认真地倾听着，一再安慰这位年轻人。握别时，巴金诚挚地表示：“我们是朋友！” 　　 之后，田一文无数次走进福隆街木楼，果真成为巴金的“朋友”。二人的交谈内容，在他们的笔下记载得极少。多年之后，田一文只记得巴金说过，我们谈理想，是要努力把理想变为现实，我们要为理想脚踏实地地做些事情。 　　 过了几个月，在巴金鼓励下，田一文随中国救亡演剧二队奔赴香港及南洋从事救亡宣传。巴金认为：“演剧救亡很有意义，也可以体验生活，不妨到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去看看。”起程前夜，巴金送给这位年轻人一件西装：“把这件上衣穿上，你穿得太单薄了。上衣旧一点儿，但还可以保暖。”在大后方，西装属于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一件要抵普通人几个月的薪水。 　　 他们约定，等田一文回国后，就一起去重庆把文化生活出版社重新办起来。文化生活出版社是1935年 5月在上海成立的一家民营出版社，经理为吴朗西，总编辑为巴金。上海战事爆发后，上海地区业务完全停顿，巴金便到广州建立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但很快再度夭折于战火。几年来，重建出版社始终是他割舍不下的一大心愿。 　　 1939年六七月间，巴金来到香港，与在此演出的田一文重逢。田一文随团赴南洋后，巴金还给他去过一封信。田一文将信珍藏在随身携带的藤箱里，迷惘时会翻出来读读，寻求精神上的慰藉。 　　 田一文回国后，如约前往重庆，在互生书店当店员。1940年10月，巴金也来到雾都，在互生书店与田一文再度相聚。 　　好总编与好经理 　　 1941年9月，巴金主持组建起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办事处，出版社总管处同样设在桂林。很快，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办事处也开张，由田一文任经理。 　　 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办事处成立之初，办公地点变迁频繁，至1942年夏，终于迁到民国路二十一号稳定下来。 　　 1942年7月，巴金头一次光顾此楼，在三楼住了两三个月。在他的策划和田一文的具体操作下，《曹禺戏剧集》以及一大批外国名著译本先后出版或再版，销路颇畅。巴金离开后，田一文经常以通信的方式向巴金汇报业务，巴金均及时回复，只可惜这批信件都早已遗失。文化生活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田一文的三部散文集《金的故事》、《向天野》、《怀土集》，分别编入巴金主编的“烽火小丛书”、“烽火文丛”、“文季丛书”。 　　 1944年7月上旬，巴金偕新婚妻子萧珊再次出现在大楼内。田一文一见面便表示：“我在楼上有间房，马上搬出来，腾给你们住。”巴金问：“那你住到哪里去？”田一文答道：“我们办事处在一楼还有一间小屋，可以住人。”巴金则坚持自己不妨就住在那间小屋里。 　　 小屋就在办事处门市部后面，位于楼梯下，六七平方米，内有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小条桌，朝外有一个小窗户，窗外挂有一卷竹帘，潮湿而阴暗。巴金和萧珊添置的唯一家当，是四只玻璃杯。田一文见之不忍，又提出为他们置办几件家具，被巴金婉言谢绝。 　　 民国路二十一号位于闹市，街头遍布商店、酒馆、咖啡馆、戏院，白天四处是汽车喇叭声、谈话声、叫卖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