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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农户市民化影响因素 　　[摘要]调查城乡户籍统筹下重庆城郊农户市民化意愿发现，“农转城式”市民化向人口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回归，乡―城“举家迁徙”移民模式成为城市化的常态，中小城市及小城镇成为大多数转户群体的首选。同时，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农村土地处置及其补偿方式是影响“农转城式”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程度是影响户改成败的关键。本文在总结重庆户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有序脱下农村“三件衣服”与逐渐穿上穿全城市“五件衣服”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户籍统筹 城郊农户 市民化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1）05-0089-04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CJY03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招标项目（2010CQZDZ14）、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CJSY201002）和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KJ110722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吴华安（1974-），四川仁寿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人口迁移与区域发展。 　　 　　一、引言 　　 　　2010年8月1日，以“农转城”为主要特征的户籍制度改革在重庆市域范围内全面推开。按照预期目标①。重庆将利用3～10年时间分批引导近1000万农民实现转户进城。这或许是半个多世纪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史上力度最强、规模最大、涉及配套制度最多且最复杂、影响最深远的探索。最大限度地降低户籍门槛，让有条件的以农民工及其家庭为载体的农民实现永久性移民，这是解决我国城市化水平及质量不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的需要，也是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而加快推进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的需要。 　　然而，长期处于二元户籍制度的中国农民，面对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能否实行预期的转户行动？影响或阻碍农民工永久性移民的传统因素是否继续发生作用？一些新的因素是否会成为转户进城的主要障碍？这些问题成为重庆社会各界的现实课题。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回顾，重庆江北区调查五宝镇的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总结了城郊农户②“农转城”的意愿及特征，探讨了城郊农户“农转城”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结论与建议。 　　 　　二、城郊农户“农转城”的基本特征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8月对重庆江北区五宝镇农户的问卷调查。五宝镇下辖7个村、共4206户农户。调查按3.6%的比例从每27户中抽取中间1户为样本，获得问卷152份，其中问卷有效率80.92%。 　　1.“农转城式”市民化意愿。绝大多数农户对推行“户改”表示赞赏，对“农转城式”市民化表现出积极态度。调查结果显示，在123户农户中，有61.79%的农户表达了转城的“迫切意愿”，这与梅建明（2006）、简新华和黄琨（2007）有关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分别为56.78%和67.8%的结论基本一致；有15.45%的农户对转城“犹豫不决”；而有22.76%的农户明确表示“愿意留居农村”，其中女性受访者留居农村的意愿略高于男性。 　　2. 迁移家庭模式。在“农转城”背景下，户口从城郊实质性地迁至城市，身份的改变意味着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将逐渐消褪；市民所能享受的各项优惠待遇将不断强化。这“一退一进”的变化，在重庆“户改”制度设计上更偏重于以家庭为单位的“举家移民”。事实上，123户农户中就有82.93%的农户倾向于“举家转城”，这表明城郊农户在“农转城式”市民化中的“迁移家庭模式”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基本吻合；这也与朱明芬（2009）有关农民工家庭人口迁移模式中“携带家庭人口随迁”倾向的比重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一致，即从1995年的29.5%，增长到2008年的51.4%。但五宝镇农户对“仅父母转”和“仅小孩转”占15.45%的现象也需关注。 　　3. 移居城市偏好。城市化虽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但人们对移居城市的喜好伴随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演变而改变。布赖恩?贝利（1981）的研究表明，大城市尽管作为大尺度、高密度、居民具有异质性的人口集聚点，但在工业化后期，可自由迁徙的美国人喜欢居住的地方通常是郊区或者小城镇，以及那些较为舒适且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对经历了户籍制度从“完全管制”到“有限选择”、再到“城乡统筹”变迁的重庆农民，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但城郊农户移居城市类型的偏好，已呈现出“更倾向于中小城市及城镇”的选择，城郊农户移居中小城市的偏好高达47.26%。这个比例要比已经“农转城”群体移居城镇的分布低。截至2011年4月30日，重庆市累计“农转城”人数191.42万人，其中转户进入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