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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法律监督体系是政府信用确定关键 　　政府信用是市场发展的灵魂和基石，也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所在。由于我国传统的封建专制和市场经济的先天不足，政府信用主要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的说教，缺乏法律意义上信用的平等性、规范性和责任性。改革开放以来，剧烈的社会变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血缘、地缘对个人的限制，业缘关系成为人们主要的社会关系。受市场利益的驱动，“契约关系”逐步代替了“人身依附”。基于契约观念之上的信用从经济领域扩张到政治领域，出现了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契约化。基于此，中国传统伦理的政府信用观必须进行现代化转换，即保留其形式，注入新的内容，汲取契约信用文化的法制内涵，建立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政府信用法律监督体系。 　　1.政府须是责任政府，政府责任体系的完善是确保政府诚实守信的前提。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信任，如果人民不信任他，就不会把权力委托给他；而人民之所以赋予政府以权力，则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利益，如果政府及其官员有了权力不去谋公而去谋私，那么就违背了他对人民的承诺，作为他违背诚实信用的基本代价就是被剥夺权力。由此可见，诚实信用对政府绝非一种道德要求，而是一种法律责任。笔者认为，政府责任体系的构建重点是在如何治权、分权和制衡上下功夫：一是建立积极有效的事前预防监督机制。2003年12月31日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首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把各级党政一把手纳入监督范围。《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党内监督的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二是建立具有强大约束力的事后惩罚监督机制。在政府管理活动中，责任作为一种政府管理方式，可以分为宪法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和道德责任。前四类是客观责任，它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违宪责任是政府责任的应有范畴，目前，由于我国没有专门的追究违宪责任的机构和具体实施的程序，使政府部门乱发“红头文件”，侵害民众利益的行政违法行为得不到惩戒。所以，要建立责任政府，打造政府信用，必须建立追究违宪责任的机构和程序，通过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制度来保障宪法的实施。这是建立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西方民主宪政国家，如果政府施政纲领或重要议案未获得议会的通过，政府就要承担辞职的政治责任。但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若未获得人大通过，应当如何处理，宪法中却没有规定。所以，当前特别应在完善人大对政府和政府部门的政治责任追究制度、行政责任人负责制、弹劾权行使等方面用法律的形式进行界定，以便实际操作。在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方面，目前应加大政府公务员失职、渎职、不作为的惩戒力度，使其不仅要承担名义上的损失、行政上的处罚，还应承担民事上的赔偿责任。否则，政府责任机制的惩戒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道德责任是政府的伦理责任。现代西方各国的行政法制，将政府及政府公务员的衣食住行都纳入了法制的轨道，甚至道德本身就是法律。例如：美国的《政府行为道德法》、日本的《国家公务员伦理法》、韩国的《公职人员道德法》等等。我国虽有《公务员暂行条例》，但很少有对违反行政道德的行为进行处罚的规定，这无疑是建立责任政府的极大漏洞。为此，我国应完善《公务员暂行条例》，在公务员任免、升降中将行政道德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 　　2.政府不可以说谎，政务要公开。要界定好政府行政公开与保护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界限。目前瑞典被视为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其主要原因在于瑞典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国家的文书、文件谁都有权利阅读，透明度很高。如瑞典的《保密法》实行的是反向做法，即除了影响到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比较敏感的信息、反恐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以及公开之后会侮辱人格的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外，其他信息都要公开。政府对拒绝提供的信息负有举证责任，政府机关拒绝提供信息时，申请人可以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等。我国目前需要通过修改、补充《保密法》和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来界定政府行政公开与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界限。 　　3.政府官员须诚信廉洁，其财产申报制度应当全面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条例》在第三章第三节专门规定了“述职述廉”制度，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政府官员提出了诚信廉洁、财产申报的要求。如今，诚信廉洁、财产申报已经成为各国官员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如，法国的《资金透明法》规定，政府官员上任后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政府部门提交一份个人财产清单，并且每三年对其财产的变化情况汇报一次。美国《政府行为道德法》规定，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部门内任职的人员，都必须在本系统内申报。申报的内容包括：官员本人及其配偶子女的所有财产及这些财产所带来的收益，房地产、证券、互助基金股票及其他证券的买卖和交换情况，所接受的食宿行乐方面的馈赠和款待、各种补偿及其他有价值的馈品，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