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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人和权利 　　柏林自由大学建在二战后美军区的昂贵地盘上，许多教授的办公室是每人一座二层别墅，自成一统，格调优雅，门口还经常会有块铜牌炫耀自己的特殊家史，名人达贵诺贝尔奖获得者之流。一天，路过一座洋楼，风范绝佳，习惯性看一下芳名告示不禁惊诧:纳粹帝国时期的“完美人体解剖实验总基地”。“恶之花”在告示里沉痛忏悔着消灭了数十万心理病人和残疾者的罪行，她怎么也想不到仅几十年之后，同样冲着“完美”去的基因革命随时准备着光明正大地市场化环球化。 　　一位德国医生在旅途上经常会问别人:人的基因组在哪里？“1/3的人说在大脑里，1/3的人说在卵巢或者睾丸里，最后的1/3根本就不明白我在问什么。几乎所有人对自己的构造和意义完全陌生，却都盼望着基因革命快点到来，自我主宰长生不死，精确地实现无穷无尽的完美梦想。”最近的一个柏林展览“（不）完美的人”主题就与此相关:谁有权决定“完美”和“不完美”的界限？ 　　“残疾人”也许被称为“不完美的人”更合适，每个现实中的“正常人”其实也永远达不到“完美”。人们对待残疾人有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愿意提供支援保护，另一方面保持着一定的心理距离，躲避身体上的物理接触。黑暗的展厅里，三个上端装有屏幕的柱子中间有一把轮椅，坐上去，屏幕里自动出现了三个女人，怜悯又优越的眼光向下俯视，开始旁若无人地窃笑聊天。不到一分钟，人就会从轮椅上跳起来，脸上发烧，不能忍受像件家具一样被人议论蔑视。德国的基本法里明确写到:“任何人不得因为残疾受到不平等歧视待遇。”巴伐利亚州法律原来有一句话:“健康的儿童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财产。”在残疾人组织和教会的强烈抗议下，1998年把中间的“健康”二字去掉。不光是字面上，各级政府部门和法院更专门为残疾人准备了法律条款、通知、演讲辩论的盲文版本和声像磁带。所有的公共设施、建筑物、交通工具、产品服务、通讯工具的设计必须对残疾人做到平等，没有识别或应用障碍，尤其在教育和就业方面更要求平等:没有隔离和前提地一起受教育、工作培训、成长共处。德国有位盲人腾贝肯女士听说有很多西藏儿童因为日照太强失明而没有盲文学校，则自愿和男朋友去西藏建盲校，编写藏文盲文辞典，在德国电视上为西藏的失明儿童倡议捐款，数年如一的自信和坚强。反观中国教育部对几类残疾人禁止入大学受教育的硬性明文规定，真是感触多多。 　　“正常”或者“残疾”的标准定义随着时间和社会关系不停游移，不是由自然或者基因决定，而是由哲学家、心理学家、医学专家、媒体、神学家、遗传学家共同影响，由社会环境决定。一个美丽的生命因为在19世纪末表演自由裸体舞蹈，被送进精神病院，被毒气消灭，只留下几幅被作为病症证明的灰白舞蹈照片和烟熏过一样的出生和死亡证明。她脸上的表情一点都不乖张过分，按现在说法也就是艺术女青年或自由职业者。上世纪初的德国王子威廉左臂生来短一大截，所有的辉煌军装都是特制的左右袖管不对称，却从没有人说他是残疾。美国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惟一被连选四任的美国总统，一直有意避免出现在公众媒体上，那把著名的前面两个轮子大后面两个轮子小的木头轮椅也是这次的展览史迹之一。 　　抛弃掉外部的辨认习惯，其实所有人多少都有所“残疾”，看不看得见，听不听得到，其实都是由对待世界的想法和开放程度决定的。展览里有一段录像《陌生的语言》:一个全身瘫痪只有平静眼光的男人侧卧在床上，一个女声在念着德语字母表，他听到某个字母就眨一下眼，朗诵短暂停顿之后再接着从头念一遍字母表，如此念了三个回合，几分钟后辛苦拼出的德语单词是“ICH－我”。每一个“我”都有梦想:录像里一个精神病患者终生致力于在自行车上改装各种螺旋桨和羽毛翅膀，他推着重心不稳的车上山试飞滑翔，总是不停地跌倒，爬起来接着再笨笨地往上推。他在空中的翱翔虽然只有短暂几十秒，可是他的满面笑容简直是天使之光。400年前的李铁拐也在展览里被作为神迹示范:“八个长生不死的道士前去华山的路上，一个灵魂离开肉身飞走，回归肉身的时候却迷路，停留在一个濒临死亡的青光眼残废乞丐身上，新的生机铸就了一个中国古代传奇。”很多残疾人题材的作品里都能触摸到这种惊人的“生机”:1996年赢得金棕榈大奖的法国电影《第八天》里真实可爱至极的傻乔治;丹尼尔.刘易斯精湛演绎的“我的左脚”;描写澳大利亚钢琴家DavidHelfgott的“Shine”;在丹麦电影《傻瓜》里，一群正常人占据一处空房装疯卖傻颠覆世俗的经历。 　　精神病人现在也往往被视为残疾人。福柯曾在《疯癫与文明》里描绘过三个关于疯狂的岛屿状知识时期:中世纪时期疯子被认为拥有神启能力的魔力智慧，人们以礼相待。古典时期，非理性排斥疯人，甚至用“愚人船”把呆傻之人顺水飘离。18世纪末，疯子被当作心理病患者，弗洛伊德学说引导社会进入所谓的科学认知，专家自以为可以裁判疯人的语言解码，拥有鉴定和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