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巨大作用.docVIP

宋庆龄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巨大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造就了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局面。但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断送了大好革命形势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此后，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围剿”与“反围剿”的战火不断。“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共再度合作的契机出现，宋庆龄在这一历史际遇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作出了贡献。 　　 　　[一] 　　 　　1935年，日本利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迫使国民政府与其签订了《何梅协定》，攫取了对河北、察哈尔两省控制权，并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用心险恶，华北危急! 　　这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年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会后，毛泽东写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论述了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的态度。 　　此时，由于日寇步步进逼和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蒋介石在继续“剿共”的同时，也想找共产党谈判，企图以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但多年“剿共”，与共产党的联系完全断绝。因此，蒋介石委托宋子文等人设法“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 　　宋子文知道宋庆龄与中共保持着联系，便请求二姐帮助牵线。本来宋庆龄已宣布断绝与国民党中央的联系，但她认为蒋介石这一步符合历史潮流和民族大义，便同意出面斡旋。她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以牧师身份为掩护、从事中共秘密工作的董健吾(人称王牧师)来完成。 　　董健吾，上海青浦人，1891年生。曾在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与宋子文、顾维钧为同学。1928年经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共，曾在冯玉祥部队从事兵运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回到上海以圣彼德教堂的牧师为职业作地下工作。在宋庆龄的资助下，以教会名义开办“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流散在江、浙、沪的革命烈士遗孤。其中便有毛岸英、毛岸青及彭湃、恽代英、李立三的子女。 　　1936年元旦刚过，宋庆龄约见董健吾，把一封用火漆印封的信件交给他，叮嘱“信件非常重要，将益国匪浅”；要求将信交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保证安全，宋庆龄还给他一份由宋子文签发的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的委任书为护身符，又给他100元法币(国统区货币，意为法定货币)为路费。 　　董健吾把密信缝进棉背心里登程赴西安，经大学同学、时任西北禁烟(鸦片)督察处处长的钟可托引见，找张学良帮忙，乘张学良的座机抵达肤施(延安)。在红军骑兵护送下到中央住地瓦窑堡。他受到林伯渠、博古、张云逸的接待。密信经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转交正在山西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董在瓦窑堡等了10天，从博古手中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复信。林伯渠以三枚江西苏区铸造的银币和联北苏区发行的一套布币赠送宋庆龄，董便返沪复命。 　　根据后来形势发展和史家考证，确认这封复信中，毛泽东阐述了《八一宣言》以来的一贯主张，提出了谈判条件：停止一切内战；承认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允许红军开赴前线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内政和经济的改革等。 　　经过宋庆龄的牵线搭桥，国共两党恢复了中枢间的联系。中共中央对宋庆龄寄予厚望。1938年9月18日，毛泽东在致宋庆龄信中说：“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即宋庆龄)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毛泽东还写道：“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位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资格做具体实际之工作。并请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我党派出的代表潘汉年一谈!” 　　宋庆龄没有辜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她的殷切期望，为促成国共合作谈判，多方奔走，不遗余力，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二] 　　 　　国共两党最初的谈判颇不顺利。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红军只能保留3000人的队伍；师长以上干部全部解职出洋，半年后由政府招回量才录用……为此，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6日重申：“我军只可能在抗日救亡之前提出改换番号，划定抗日防区，服从抗日指挥；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在抗日战争中扩充；国民党如有诚意，必须立即停战；我党绝不做无原则让步。” 　　对此，蒋介石不予理睬，并加紧调兵遣将，大有“御驾亲征”的架势，他率领国民党文武大员到西安部署“剿共”，斥令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甘宁边区，否则把东北军和西北军调往福建、安徽，同时要张杨镇压请愿抗日的爱国学生。张杨被迫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于12月12日凌晨派兵驱车临潼华清池，打垮了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