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息拓展】韩愈贬赴潮州取道何方.docVIP

【作者信息拓展】韩愈贬赴潮州取道何方 元和十四年正月，韩愈因上《论佛骨表》触怒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即刻出京赴潮。从长安到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岭南，走哪条路对当时的韩愈来说最为妥当？我们根据其“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商颜暮雪逢人少，邓鄙春泥见驿赊”（《次邓州界》）、“南阳郭门外，桑下麦青青”（《过南阳》）、“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题楚昭王庙》）、“南行逾六旬，始下昌乐泷”（《泷吏》）等诗句所述，可知韩愈选择的是商山路。具体而言，是出长安后向东南行，走西京至蓝田间驿道，复转蓝田、武关驿道；再向东南入邓州，南下过襄州；经荆州渡江，南下过岳、潭、衡、郴等州，然后越岭至韶州，最后由广州东行，抵达潮州。从京城至岭南，一路上涉江渡湖翻岭过海，倍极艰辛，因此，选择一条合适的路线至为关键。里程是否相对少，路面是否平靖，以及一些主观因素如路途是否熟悉、沿途是否可能有友人接待等等都是应当尽量考虑到的因素。那么，在当时严诏急谴之下的韩愈，为什么会选择商山湖湘路作为他的赴潮路线呢？ 　　唐朝水陆交通发达，驿馆制度也比较完善，大约每30里设一驿站，全国水陆驿计1639所。驿道、驿馆虽专为官中信息之传递而设，百姓亦可依以遄行。时交通之便达有资料可证，杜佑《通典》卷七《食货七》载：开元中，“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所以，从京城南下岭南，在如此便利的交通条件下，可供选择的路线就大方向而言至少有两条： 　　其一，取两都间驿道。出长安而东，沿渭水，出潼关，由陕州而东，离开黄河，偏南行至洛阳，再经运河南下。长安洛阳之间的两都驿道在唐朝乃全国第一重要驿道，成熟、完善而且路坦易行。该驿道沿途有驿馆约30个，行宫约19个，来往于两京之间的唐代帝王、百官、举子、商人和游客频繁穿梭的身影常可见于此途。两都间驿程，计约835里（本文所记各地之间的驿程里数，均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其二，取蓝田至武关驿道即通常所谓商山路。先由长安东南行，溯灞水东侧，至京畿道东南隅之蓝田县。过蓝田关后，东行数里，穿越京兆府与商州分界线之秦岭。此段路途先缓后险，行走较为艰难。尔后便进入商州境内的丹江上流，再沿此道前行，经商州，出武关，至邓州而南行。这条从长安至汉水江畔的襄阳，呈西北、东南走向的交通路线因主要通过商山山区而被称为商山路。 　　这两条路线是长安至淮南、江南、山南、岭南的必由之路。而要前往潮州，这两条主线又可分出几条支线来。如取两都驿道东至洛阳后，可以先南下汝州，再折向西南至山南东道的邓州，然后取荆襄、湖湘南下；另外，也可以从洛阳东经通济渠至汴州，沿汴河自东南而下，入淮后顺淮水转至邗沟，在扬州渡江，再沿江南河抵杭州，然后折而西南，经歙州或衢州西至饶州，从洪州南下，取虔州大庾岭路至岭南。相较而言，这两条支线中，自洛阳转经荆襄南下似乎不太有必要，因为这条路线除了比蓝武商山道平坦易行外，并无更大优势；而从洛阳经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南下岭南，倒不失为一种更好的选择。在各段河床都畅通而且周边未发生兵乱的前提下，取道运河北上南下出入两都在唐代是相当普遍的。 　　隋唐运河最主要的河段是流经河南道的汴河，又名通济渠，修建疏通于隋炀帝时期。唐受隋利，大力发展汴河航运，使之不仅成为沟通富庶的东南地区和两京的经济要道，更因其航行的便利和安全，吸引着来自巴蜀、江淮或闽中甚至岭南、安南的商、客船，不计远近，经由此道。在唐人诗文及传奇作品中，诸如“朝乘汴河流，夕次谯县界”（孟浩然《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屠少府》）、“千里河烟直，青槐夹岸长。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王建《汴路即事》）以及“汴水月明东下疾”（许浑《送王总下第归丹阳》）等文人取道汴河的例子俯拾即是。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云：“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指唐）实受其利焉。”所指亦即唐代汴河交通之盛况。 　但是，汴河线也存在致命的问题，一是河床常淤塞不通，需要不断地及时地疏治；二是容易被兵家控制，或因兵乱而被阻，尤其在唐中后期藩镇割据情势严峻之时。如穆宗长庆二年，汴州发生兵乱，汴路阻遏不通，而白居易偏在此时受命为杭州刺史。因此，他只好缘蓝溪，出蓝田关，取襄州路赴任，所谓“东道既不通，改辕遂南指”（《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说的就是由两都驿道→运河线改走蓝武驿道→荆襄线了。另外，即使没有这两方面的问题，运河线在经由汴河、邗沟、江南河抵达江南东道的杭州后，转而西向，经由歙州或衢州至饶州，再取道洪州，经吉州，从虔州过大庾岭至岭南，绕了个大圈，里程比蓝武荆襄线长得多，路途之遥，近80